陆建非

上海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非遗传承研究》主编

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上海分会会长

上海市政府面向未来30年上海发展战略公众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

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特聘专家

一

德缘文化：陆教授，您好!数字化是保存非遗项目的重要手段，但是也具有一定局限性，请您谈谈在推进非遗进校园过程中，借助数字手段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好推进人传人的非遗传承事业?

陆建非：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进行总体安排和部署，从宏观层面持续强化对文化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

首先我们要明确这个概念，“数字化非遗(digitalized ICH)”，而不是“数字非遗”。现在许多平台、各类机构和学校，用数字化手段来保存非遗，这种手段可以采纳，利用数字媒介的交互性、便捷性、沉浸性等特点，可以为非遗信息的表达提供更多选择使其展示方式更加多元化，传播的内容更具吸引力。但是非遗有“口口相传”“手把手教”“师徒承袭”“家族传承”“作坊制作”等特点，技艺的传承需要稳定的关系、现场的氛围、感情的投入。

2023年5月，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与创新发展论坛，陆建非作演讲

数字化非遗，一是资料累积数字化。非遗传承的方法、手段、路径必须结合当下时代的技术手段。比如上海的码头号子，原本是工人在码头劳作时为了缓解疲劳，以日常生活为素材而即兴创作的调子，这样的项目就可以通过录制拍摄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作为资料。

二是呈现形式数字化。由于年轻一代的认识习惯，数字化手段所呈现的非遗正在现代化校园中不断丰富、有效拓展。在全国众多“非遗在社区”“非遗进校园”项目开展得较好的城市，已经尝试采用信息化手段来提高非遗传播传承的效率。比如上海市嘉定封浜高级中学作为上海市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之一，校内有一个非遗博物馆，馆内不乏以数字化形式呈现的范例。学校将展馆设计成一个个微型空间，以嘉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从“衣、食、住、行、乐”等多维度、多视角展现嘉定本地的非遗，通过参观和体验，也让受众感受到古代嘉定先民的生活习俗和劳动智慧，这是一般的课堂教学所无法比拟的。

从传播学视角看，传播受众的差异性表现在文化背景、文化价值观、信息需求以及信息选择与处理等方面。

三林中学，“非遗文创”社团上“SMG校园新闻联播”节目

此外，对非遗数字化传播受众的研究还需要考虑非遗及其所在民族的文化特征、非遗独有的地域特性，即受众更需要文化的认同和文化公共价值观。因此，借助数字化手段在非遗保护、传播的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需要冷静思考。

第一，需要持续提高整个社会对非遗的认知度。非遗不仅要走进校园，更要以一种民众乐于接受、易于研习的方式“活”在社区，想方设法鼓励市民、学生与非遗亲密互动。对相应设施、设备、材料、人力等的投入须加大力度，不断升级换代。唯此，社会对非遗认知度才会大幅提升。

第二，不能盲目夸大非遗信息化传承传播的效果。信息化也好，数字化也罢，这只是非遗传承传播的手段之一，要真正提升传承传播的广度和速度，还得分门别类，制定不同的方案，以期实现非遗传承传播的深度和效果，尤其是面对那些精细化、复杂化程度较高，现场感特别讲究的非遗，信息化手段未必对路子。不适合数字化呈现的非遗有很多，比如餐饮类，就需要到现场使用特定的手工和食用方式才能体验。

南翔小笼(图片源自网络)

拿小笼馒头制作工艺来说，2007年6月被列入上海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8月又入选文化部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翔小笼自1871年在南翔镇日华轩点心店诞生以来，已走过152年的漫长时光，传了五、六代人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建钢是第六代了，他将第五代传承人、他的师傅封荣泉规定的“14个褶”提升到“18个褶以上”，这样可以让包子的形状更加美观。岁月沉浮中，小笼渐渐变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美食标签，你要学会这门手艺，还得到现场去好好地苦练一段时间，方能入门。要真正欣赏品尝小笼的色香味，必须堂吃!这显然不适合所谓的数字化。

而微雕类的非遗项目就比较适合数字化呈现，放大到屏幕上更清晰地展现给观众，每一个精准的技巧，每一处细微的变化，一览无遗。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玉雕(海派玉雕)代表性传承人，袁耀的微雕作品《百虎图》

第三，非遗的传播传承要符合当代学生的学习规律和心智成长规律，符合社会公众的审美习惯和生活需求，使之成为伴随一生的爱好和兴趣。非遗数字化传播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所涉主体复杂，现有的数字化传播模式难以展现所有非遗的活态性。数字化传播必须充分考虑非遗活态传播的特点，才能使数字化传播更有效;同时不同类别的非遗应当有不同的数字化传播形态，但现存传播方式存在“一刀切”的形式，缺乏传播形态的多样性与多元化。要对非遗项目进行有计划的、持之以恒的品牌建设，对接文创项目，结合旅游攻略，开辟传承新路，拓展传播渠道，倡导实用，促进消费，陶冶情操，提升素养。

第四，加强数字化平台的法制管理和市场化引导。数字化讲究的是持续更新迭代，不断投入资金，内容上的更新要精确到数据、日期和地域，可以结合图谱化手段，多种方法融合共同完成非遗的呈现、申报等工作。要对非遗相关的印刷品、多媒体资源进行市场化引导，注重版权的保护，不然，极易引发数字化带来的问题，比如内容源头的存疑、版权归属的争议、对传承人保护和尊重的缺失及其相关权益问题等。

国内第一部聚焦数字技术与非遗传播融合的研究报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研究报告(2018-2022年)》

非遗数字化传播面临许多挑战，时而也会陷入困境，非遗保护国际公约以及我国非遗立法中所倡导的“非遗教育”，我觉得十分紧迫和重要，使命光荣，但任重道远。信息化只是一种手段，它更多的作用是体现在非遗的广泛持续地传播，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本真、本源地精准展示，光靠信息化手段还不能完全达到目的。“传播”并不等同于“传承”，即便“研习”或“传习”也未必通过“传播”可以习得全部秘诀和要领。更何况“匠心精神”“创业精神”等的传递也不能完全数字化。因此，弘扬“匠心精神”，传承民族之“根”，铸造国家之“魂”，还有待于教育和文化工作者勇敢地担当起非遗教育这一伟大的使命。

二

德缘文化：您曾多次表达过“非遗在轰轰烈烈地传播之后，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留下来。”非遗要传承下去就要建立学科体系，形成学术/知识的书面成果。因此，您主编出版了《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生读本》，又主编出版了学术集刊《非遗传承研究》，请您谈谈这两项重要成果。

陆建非：互联网时代，使得许多内容实现了“云存储”，我们在手机或者电子阅读器上能够读到很多信息、知识。但是在我看来，像非遗保护与传承这样任重道远的工作，必须要有沉淀到纸张书籍上的成果，这些宝贵的知识和学术研究落于纸面，这既是对知识的梳理，也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尊重和敬畏，把书籍保存在档案馆(室)、图书馆，文史(博)馆等处，在时间长河里才不会被爆炸式的信息冲散。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生读本》出版于2019年9月，这是上海第一本非遗主题的入门基础读本，围绕上海本地的非遗项目、非遗空间、传承人、相关立法等撰写而成。所谓的“学生读本”并非仅限于在校学生，任何想要了解非遗知识的人都可以把这本书当作入门读物。这本书包含四个篇章：知识篇、场域篇、项目篇、人物篇，以及上海市级非遗目录、上海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名单、首批全国普通高校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名单。

这本书是我努力争取到的一个项目，编撰的过程非常艰难。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去探究和筛选，把上海具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非遗场域、非遗传承人等选编到书中。在文字和图片的版权上，也严谨对待，用一定的预算购买图照、口录文字等的版权，确保书籍出版后没有争议。这本书在内容和人物的筛选上比较精准，也融入了一些在学术上仍存在争议的内容和观点，这些需要被不断关注和论证。此外，对于一些小众但是具有艺术、历史价值的非遗项目也被编入书中。我希望未来这本书可以出双语版、市民简版，教程版等，多一些版本针对不同群体的读者。

《非遗传承研究》这本杂志的诞生也是不容易的。2016年从上师大主要岗位上退了以后，一直和团队成员思虑着非遗传播传承和非遗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办个活动、做个公众号，或者开个学术研讨会，这些活动和会议结束后就再无下文，如果要留下些什么，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出版纸质文字。在出版界和学界，大家都知道编杂志是个苦活儿，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想要体面地死就去编杂志。办一本杂志需考虑方方面面的难题：持续不断的资金、稿子来源、编辑思路、文稿质量、意识形态把控、编辑部骨干力量等等，但是再难我们也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

正儿八经的非遗保护的历史在我国只有十多年时间，但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很好地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尤其是以乡村为背景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结合了起来，既是对非遗保护路径的革新，也是对非遗保护理念的创新，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经验，这本刊物的推出是我们对非遗保护、传承、传播和教育等一系列实践的回眸、反思和展望。

这本刊物的栏目有：法律法规、调查与报告、理论研究、非遗学人、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非遗进校园、非遗在社区、非遗企业家、史料与掌故、轶闻口述等。为了让这本刊物得到更多的支持，我们团队写信给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文化大家冯骥才先生，邀请他加入这本刊物，我和冯先生本不认识，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准备，结果他欣然受邀!2021年起，冯骥才先生担任《非遗传承研究》集刊名誉主编，这鼓舞和激励着我们团队进一步提高办刊责任、办刊质量和办刊效率。

2023年，杂志创刊已经八年，《非遗传承研究》成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龙源期刊网、万方数据库等来源期刊。

一路走来，崎岖坎坷，五味杂陈。编辑团队中的副主编林银光老师原来就是一位资深老编辑，文字功底十分深厚，尤其对行文规范和文稿内涵的要求近似苛刻。副主编戴建国老师是古代文学的博士，在上师大图书馆搞研究工作，带教民俗学方向的研究生，他学术素养很高，笔耕不辍，大大小小的作品频频发表。我们三人的工作关系真的是精诚合作，可谓“话不多，事不拖，人不作”。殷殷之情，心心相印。

刊物核心团队成员，主编陆建非(右)

副主编林银光(中)、戴建国(左)

每年筹措办刊经费是最伤脑筋的事，经费资助主要来自增爱公益基金会、上海师范大学陶行知研究中心、相关出版社等，还有一大批的理事单位给与帮助和支持，这才使得刊物生存了下来。我们先后与上海教育出版和中西书局合作。本刊拒绝登载有价广告，但实行稿费制，优稿优酬。这在出版界并不多见。刊物与出版社实行双主编制，共同发行。同时成立专家指导委员会，在学术上予以指导。为确保正规版权，坚持不植入广告，我希望这本集刊能够保持学术的纯粹性。办刊物我们牢记“三个坚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高尚的文化品味，坚持鲜明的办刊特色。办刊的初心是致力于非遗保护和传承，让集刊成为上海和江南地区非遗研究的前沿阵地、非遗在都市传播的重要载体。

三

德缘文化：您在非遗保护和传承事业中，着重于“传承”，二十大后政府提出了哪些精神和指示有助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而现在上海在非遗传承方面又面临什么样的难题?

陆建非：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到了“两个结合”，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密钥，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文明/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她是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她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

当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纽带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认同危机，更谈不上民族的凝聚力。近几十年来，一些国家社会秩序的紊乱和动荡，都是传统与现代化分裂的表现。反观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和突出优势，中国的现代化奠定在深厚历史根基上。民族文化软实力对促进国力提升具有战略意义，而且非遗蕴含的“工匠精神”，是今天“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文化源泉。

在非遗传承方面的难题，社区和校区都碰到。

社区方面，最迫切的是传承人的老化，据统计最近几年已经有两百多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陆续过世，而且二代、三代的人传承意愿较低，传承人的现状堪忧，遭遇断代的困境。

三林中学，舞龙队获第十三届全国龙狮锦标赛创意龙狮比赛冠军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功夫扇队(社团)成立至今，共蝉联2016至2021年6次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武术拳操比赛(高校组)一等奖

校区方面，尤其是中小学，上海非遗进校区举措实施后，在几十个学校设立非遗传习基地，搞了各种比赛，形成学区片块，但范围并不广泛，而且配套的师资、教室、场所、经费都不足。上海有许多学校申报特色(重点)学校，申报成功的多数是以现代学科为特色的，且不少是顶着某些大学附属学校的牌子，单独以研习某个非遗项目而成功申报成为特色学校的凤毛麟角。还有一个现象是，非遗在普通中小学、远郊学校、民工子女学校、职业高中开展得比较好，而示范性学校、国际学校，还有那些双语/外语学校等对传统文化反而冷淡，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

2023年10月，第三届“华夏学子说”青少年讲中国故事短视频征集活动颁奖仪式暨华夏盛典，陆建非为评委会主席

非遗本就在社区，这儿的“社区”概念是宏观的，指的是民间、基层，就是非遗形成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只是我们发掘得还不够。非遗需走进校区，这是因为青少年是非遗传播传承的主要受众，他们年纪轻，好奇心强，可塑性大，容易被“熏陶”，心灵手巧，容易习得。这需要经费、平台、研习体系、评价体系等，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从传承传播的角度来说，一是非遗走进生活很重要，不是吗?在现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我们都能见到海派非遗的影子，比如凯司令蛋糕制作技艺、钱币生产手工雕刻技艺、海派旗袍制作、培罗蒙奉帮裁缝技艺等等，非遗只有真正融入生活，才能一直存在下去;二是变为实用，即可操作、有用途，例如包装方式、比赛项目、节日庆典等等，逐渐变为实用技能，生活方式，欣赏情趣;三是我们不能只关注那些热闹的非遗，而忽视小众的、“安静”的非遗，比如书法、围棋、古琴等，也要走进校园。

2022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意见提出了“两侧四端”的路径，“两侧”包括供给侧、需求侧;“四端”主要是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和云端。文化资源数据从标识到云端最后到消费形成了一个路径。这个大思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尝试。

四

德缘文化：您一直从事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请您谈谈在民间外交中非遗所起的作用，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这种外交?

陆建非：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ICS) 是上世纪40、5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学科，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驻外领地、机构、组织和人员又特别多，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ICS研究的就是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尤其要搞清楚各国各民族有哪些不同的文化特征，当然，也要了解存在哪些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便于找到相通点。通俗来说就是，如果你和外国人打交道，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如何才能开展顺畅、得体、愉悦、有效的交流。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对跨文化交际学逐渐重视起来，改革开放带来大规模的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意识流。“意识流”本来是个文学术语，现在也被应用到跨文化交际学中。这些流动，当然也随之带动“情感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跨文化交际学的知识、意识和技能成为地球村村民的必备，甚至标配，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人。跨文化交际不可避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你来我往、我来你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际、交往、交流，并不时地交锋，通过碰撞，达到融合……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对文化教育影响甚大。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于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被看作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在全球化过程中，跨文化交际学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懂得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入乡随俗，见怪不怪。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约莫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研究内容十分广博，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可应用于多种学科，如语用学、语义学、语篇、修辞学、翻译、第二语言习得等，现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体系。我觉得，其实早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跨文化交际的现象和行为，不是吗?当时的丝绸之路，用商贸促进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交流融合。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得流动、迁移、往来变为常态，成为衡量社会活力和经济动力的重要指针。

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开辟日起，直到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首次倡议与沿线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即“一带一路” 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尽管历史跨度极大，但是中国人对跨文化交际命题的认识并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从广义上讲，跨文化交际的视域和范畴可以大到洲际、国际、族际，小到亚文化之间的区际、群际、直至人际，每个人都被包裹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王国”内。每时每刻，不管身处何方，都会发生跨文化交际或被跨文化交际。

2014年5月陆建非应邀在“东方都市广播”做节目，提出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应让多种语言(包括上海话)共存共享、互补互动、各安其位、各尽所能的观点，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兴趣。

而语言沟通的最大障碍就是文化障碍和误解(Cultural Barriers and Misunderstanding)，这个学科要解决的是不仅是语言上的问题，更是要解决跨语言交流中的文化问题。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过程中，时常出现“文化碰撞”(Cultural Conflicts)，甚至遭遇“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呈深度焦虑的精神症状。于是，语言国情学(Linguistic Ethnology)出现了，Ethnology指的是“人种学、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上面讲到的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主打，迅速走红。也有学者把它称为文化语言学(Cultural Linguistics)。以宏观语言学为龙头，各种交叉研究方向呈多维、多元、多样趋势，精彩纷呈，目不暇接。

在跨文化交际当中，涉及到外交，包括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民间外交，也叫人民外交，有别于公共外交(时而由政府推动)，它带有人民性、民间性，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创举。早在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特别注重民间外交，英语常译成People-to-people Diplomacy。中国一些民间机构、社团出国交流，包括商贸、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这是一种软外交，在国家间政治关系僵硬的时候，民间外交能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比如乒乓外交、熊猫外交等。

2007年12月，陆建非在日本创价大学接受由池田大作先生签署的国际交流贡献奖

在民间外交中打文化牌，在文化牌中我们特别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交流时常以非遗传承传播形式来实现。通过这种民间外交，将中国传统文化和非遗项目传播到海外，更容易被外国人喜爱和接受，展现中国文化和形象，也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在这种文化交流中，我们需要做什么?

首先，我们要完善并优化资源。需选择多民族的、多地域的、多形态的非遗项目进行展示，比如玉文化，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接受，还有中国传统节日庆典在国外也很流行。近日有个好消息，2023年12月22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不仅是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日子，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等中华文明理念，也承载着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全人类共同价值。许多国家和地区把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

其次，加强学术交流。现在上海有很多非遗国际论坛，我们邀请海外文化学者来沪观摩、研讨，共同策划一些项目和课题。也有通过投资来实现非遗的商业化，称之为“生产性保护”“消费性保护”，用商业产生的盈利反哺到非遗保护和传承事业中去。

第三，通过一些汉学家、海内外非遗专家和学者，与出版机构合作推出与非遗相关的书籍。今年上半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国际非遗文典》，我担任全书的英文审校。这本书收录了近10年间举办的国际(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的内容，精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20余国的非遗保护传承经验，全面总结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取得的成果、经验、方法等。

第四，创设各式各样的非遗亮点活动。从2006年起我国就设立了“文化遗产日”。2016年9月，国务院批复住房城乡建设部，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遗产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借机可把与非遗关联的经典内容展示出来。此外，也可利用中秋节、端午节、重阳节、女儿节、二月二龙抬头(又称春耕节、农事节、青龙节)等，把中国的医药、典籍、工艺、习俗、风土人情等，通过民间交流传播出去。

第五，发展传统文化传播新业态。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招数，比如宣传片、短视频、直播、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社群裂变和网红推广等，拓展线上平台，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传播，讲好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故事、讲好海派文化的故事、讲好非遗的故事，展现出的内容“是中国”“像中国”“很中国”，譬如老成温厚、知足常乐的处事态度，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内省思齐的谦虚品格，遇到危机事件时众志成城的集体观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等，向世界展现真实、多彩、立体、开放、文明的中国形象。只有在与人的交往中感悟、接纳，并让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此类中华文化精神气质、思维方式的益处，才是产生文化认同感的有效路径。

最近上海市梦想加油站青年发展交流中心和静安区妇联合作拍摄非遗短视频，为社区文化建设服务，静安区住着不少老外，他们也很想了解。请我帮着一起策划，第一期有三个小单元：石库门里弄建筑营造技艺、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金山农民画。我觉得以故事带入最讨巧，呈现新视角、新场景，新体验，这就需要动脑子。比如，石库门房子脱胎于江南城镇民居住宅，又吸纳了英国伦敦毗连式住宅的布局模式，这是海派非遗的亮点。还有亭子间里走出了许多大作家、大文人，如鲁迅、郭沫若、沈雁冰、梁实秋、夏衍、叶圣陶等，“亭子间文学”由此诞生。鲁迅曾出过《且介亭》杂文，“且介”取自“租界”，而“亭”就是亭子间了。当然，中国共产党诞生在石库门里，更是一个宏大的故事。

讲到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就用张爱玲的故事作为提头，她在1943年的《金锁记》中这样写道：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便制造了一个看点。再加入明代大画家仇十洲《秋原猎骑图》名作在上海海关出关时被阻的故事，因难辨真伪，海关人员特意到朵云轩木板水印室查看求证，之后才放行;还有一幅“白石老人”的《荷花蜻蜓》，被列为某大型拍卖会的图录封面，鉴定师将此画估价18万至22万元，其实竟是朵云轩的木版水印复制品! 加了这些故事的料，受众的感觉会不一样。

金山农民画(图片源自网络)

说到金山农民画，自然就链接上了毕加索。即使是伟大的艺术家，都需要经历那么多的谬误、憎恶、幻灭、痛苦，才能复归童真而重生。连毕加索都说自己缺乏儿童的笨拙与天真，花了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如何画得像孩子一样。而对金山农民画的创作者而言，最初的起点就是纯真与淳朴，不需要兜兜转转、故弄玄虚，他们对色彩的敏感、对构图的饱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农民画看似土气，其实包含着很多“前卫的东西”。舍技巧、靠直觉、重精神。不讲究科学透视，常用散点或多视点组合将物体平面展开，表现空间关系。如此一说，对农民的作品就增加了磁性和好感。

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要听得到(hear it)、听得懂(understand it)、听得进(get it)。

2023年12月陆建非荣获第二届孔子奖章教育奖

通过这样的民间外交，最重要的是取得文化认同、道德认同和民族精神认同，不敢奢求价值观达成完全一致，但是我们所求的是最大“公约数”，画大、画好“同心圆”。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让人们看到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多样性中的重要位置和巨大贡献，这是值得我们骄傲和珍惜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的继续，我们不仅要存续，而且要赓续，更是要永续!

结束语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5年，当外来文化快速进入国内后，我们经历了文化交融、交锋带来的思想活跃、文化繁荣，以及精神阵痛。时代发展一路走来，中国人从仰慕先进的外来文化，逐渐到“冷静下来”，回头看到自己5000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崇尚中国文化，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加入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非遗的行列中来。在本文截稿前后，我们见证了本期嘉宾陆建非教授，为非遗扎根社会、扎根社区、扎根学校的工作而四处奔走、殚精竭虑。德缘文化作为《非遗传承研究》理事单位，将再接再厉与非遗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为中国的非遗保护与传承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