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那年，听说家里的床底下有一只很重的铁皮箱子，是父亲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时带回来的。我很好奇，有天早晨趁父亲外出，使了好大劲儿把箱子拖了出来。打开箱盖一看，好多书，那上面的字有的见过，有的缺胳膊断腿没见过，后来才知道那是日语假名。此后我一有机会就把箱子里的书拿出来翻看。记得某日来不及将箱子推回床下，父亲已出现在我的背后，对我说“お元気ですね。”见我不解其意，父亲遂翻译道“你好精神啊!”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日语。

　　九岁那年，不知怎地爱上了看书，与喜欢看书的同学互换书看，直到我俩把家里的外国翻译小说全部看完，于是萌生了长大当翻译家的念头，并且希望能翻译更多外国小说，让小朋友能看个够。后来“文革”了，很少有人看书，梦想也不翼而飞。

　　“文革”结束后，上海引进石化和宝钢两个项目，我有幸考入宝钢翻译科。在那里时而翻译，时而受训，酷似时而打仗、时而上课的“黄埔军校”。那段时间，我对翻译有了深刻认识，养成了“规矩翻译，规范翻译，逐词翻译，逐句翻译，吃透原文翻译”的严谨治译习惯。第二年，我调任上海市工艺美术公司服务部西泠印社口译，其间遇上爱好篆刻的顾客，建议我翻译文学作品，还送我日本谐成社出版的《子供の広場》（孩子的广场）。从那晚开始，我挑灯夜战，不觉辛苦，父亲也通宵达旦帮我修改再修改。不厌其烦投稿，终于在1983年2月发表了处女译作《四年级四班松了一口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译作约300篇。

　　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江郎才尽”，想去日本零距离感受日本文化，攻读语言、经营、法律、环境。1988年，我踏着父亲之前的学路，去日本留学了。回国后，我担任着合资企业的高管，业余继续从事日语文学翻译。某日，我去华东医院看望老领导，发现文艺会堂门口挂有“上海翻译家协会”的招牌，我便进入与秘书长联系，得知入会必须提交两本译著。尽管此条件犹如高山阻前，但我没气馁，开始琢磨翻译什么日本小说能让出版社乐意出版，最后确定引进椋鸠十有关日本动物故事的作品。我买来他的《独耳大鹿》《雁王》《消失的野犬》，并取得著作权人书面授权。翻译完毕，在一次访友时与某出版社领导邂逅。他在日本留过学，精通日本文学，得知我长期翻译短中篇日本文学作品，眼下刚译完椋鸠十的动物故事，很是高兴，愿意助我出版。一年后，拙作顺利出版了，我加入上海翻译家协会的申请也获得了批准。

　　入会后，我见到了俄文翻译大家草婴、英文翻译家任溶溶、俄罗斯民歌翻译家薛范，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动力，从此又有了新的目标。由于椋鸠十的动物故事出版后市场反响热烈，于是该出版社邀我翻译江户川乱步少年侦探全集26册。我早就听闻江户川乱步大名，知道他是日本侦探推理文学的鼻祖，还用稿费亲自创设了鼓励新人的“江户川乱步奖”和鼓励精品的“侦探推理作家协会奖”。但26册书约三百万字，非短时间可以完成，要翻译许多年。我感到力不从心，遂踏上再次留日之路。除上课深造外，其他时间，我几乎都坐在恩师酒井甫教授家的榻榻米房间里爬格子，每天7小时，午饭啃面包，尽量少喝水、少上厕所。书出版后，荣获国际亚太地区出版联合会APPA文学翻译金奖和外国文学译著数量之最基尼斯证书。之后，又受草婴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出版的鼓舞。我萌生了翻译出版的想法。我用信函联系国内几家出版社，最先回复我的是山东文艺出版社。其实我跟该社社长在国际亚太地区出版联合会文学翻译评选活动时已有神交，他的译著《五体不自由》荣获铜奖，我的译著《江户川乱步少年侦探全集》荣获金奖。我俩一见如故，一锤定音，我又开始了《江户川乱步青年侦探全集》20册翻译的长征路。

　　译著出版后，我在业内小有名气，2006年受聘于东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与文化硕士生导师教授；2007年应翻译理论大师谢天振教授之邀，赴三峡大学出席全国新世纪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其间认识了翻译理论大师、南京大学博导张柏然教授，他建议我翻译文学作品的同时从事实践型翻译理论研究，写出应用型翻译教程，这也成为我从那以后努力的一个新方向。那年起，我先后受聘于60多个日语教学机构，负责口译班的教学，我亲自撰写讲义，通过过教学实践、不断摸索和修改，终于以日语翻译专业基础口译、中级口译、高级口译、语篇翻译一套四册的形式问世，张柏然教授与路英勇博士欣然题序。该教材培养出了近50名和近200名学生考取STA高中级口译证书。

　　翻译是两种文化的交融、译者与作者的神交。为使译笔灵动，遒劲，老辣，神足，要精炼再创思维，提炼原创思维。回顾译路数十载，虽然我算“半路出家”，非科班出身，寂寞清苦如译者，也因是从小爱好，译路漫漫，越走越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