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在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后出现持续紧张的局面。尤其是在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后更呈全面对立、冲突加剧的危险迹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关系陷入目前这样的困境有着深刻的原因。它既是两国力量对比处于转换拐点必然的结果，是日本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所致，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日两国战略博弈的尖锐化。中日关系在未来三五年内不存在迅速转圜的可能。当务之急是要审慎加强危机管控，逐步创造条件使双边关系回归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 　　

　　中日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国际社会如此密切的关注。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这两个亚洲大国，首脑会晤陷于中断，外交博弈日趋激烈，经贸往来持续萎缩，国民感情严重恶化，而双方的军舰、战机紧张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国际舆论界将目前状况称作中日间的“新冷战”、“准冷战”，充满了忧虑和警惕。人们不由要问：在中日两国互利合作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时为什么会出现目前这种困难的局面？其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中日关系未来有没有可能走出阴霾，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春”的前景呢？ 　　

　　中日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综合并发症”

　　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边关系跌宕起伏，历经曲折。20世纪70、80年代堪称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成长期”；冷战结束的90年代则是对立与分歧相对增多的“磨合期”；进入新世纪以后，中日两国在各自加快经济、政治转型过程中先是相互进行战略摸底，继而围绕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生战略对峙，首脑互访中止了五年之久。从2006年10月起，中日两国高层进行了名为“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的一系列互访，双方同意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两国关系出现全面回暖的迹象。

　　正当人们期盼中日关系能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的时候，两国间却再次出现激烈冲撞的局面。不仅涉及领域广，升级速度快，且严重对立，难以调和。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领土争端上升为阻碍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

　　在国与国的关系中，领土问题从来是最敏感、最容易引起对立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老一辈的政治家在邦交正常化时提出了将中日间有关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敏感问题“放”在一边予以搁置的方针。尽管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不时试图挑起领土争端，但由于历届内阁基本上能遵守两国间的默契，未能让右翼势力得逞。然而，2010年和2012年，中日间围绕钓鱼岛撞船风波和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问题，发生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重的对立。日本执政的民主党“少壮派”政治家蓄意推翻两国间搁置争议的默契，企图将新的游戏规则强加于中国，用政府的公权力制造所谓钓鱼岛属于日本的法律依据。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弹，以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2012年底，安倍晋三率领自民党重返政坛后，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仅延续了前政权的错误立场，更强硬表态称中日间不存在需要谈判解决的领土问题，扬言要对中国公务机进行“警告性射击”，并组建钓鱼岛海域的专属舰队，加强在这一海域的军事部署，致使中日间“擦枪走火”的风险大大上升。钓鱼岛问题已成为阻碍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

　　第二、历史问题再次成为两国间争夺道义高地的战略博弈重点

　　在如何对待日本侵略历史的问题上，中日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长期以来，历届日本政府对过去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陆续有一些表态，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村山谈话”。但是，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承认侵略历史是“自虐史观”、是套在日本脖子上的“精神枷锁”，他们千方百计地试图颠覆侵略战争的历史旧案。安倍复出后，一再鼓吹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对侵略战争没有明确的定义，称自己作为首相要保障向英烈表示崇敬之意的自由。2013年12月26日，安倍悍然参拜了供奉着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是对人类良知和国际正义的严重挑衅。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抨击道，安倍的所作所为正在将日本推向一条损害各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根本利益的危险道路。外交部发言人称安倍此举严重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安倍此举关闭了同中国领导人对话的大门。

　　第三、两国间的对立与分歧已从双边关系的领域溢出至全球层面

　　从近年来日本政要的言行来看，大有将中日间的分歧推向国际社会，拉帮结伙对付中国之势。安倍复出的一年零3个月内，先后访问了33个国家，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亚洲国家。他在与外国领导人会晤时利用一切机会攻击中国，挑拨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试图在亚洲构筑一道围堵中国的“包围圈”。特别是拉拢印度、越南、菲律宾等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和日本站到一起，形成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夹击中国的战略态势。安倍宣称，日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领导亚洲，在安全领域也要领导亚洲，日本对世界作出贡献的途径之一是在亚洲抗衡中国，阻止中国“掠夺他国领土”。他还下令日本外交官全面反击中国对其参拜靖国神社的批判。目前，这种舆论战已遍及欧亚大陆和南北美洲，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绝无仅有的一道“风景线”。

　　第四、两国间的战略互信、经贸合作和国民感情受到严重伤害

　　目前，中日间出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双边关系降到了“冰”点。与此同时，中日经贸合作也呈逐年萎缩的趋势。日本从1994至2003年曾连续11年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从2007年起也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年，中日贸易总额在日本外贸总额中所占比例差不多是第二位的日美贸易总额的2倍。但由于受双边关系恶化的影响。2012年中日贸易额同比下降3.9%，跌至3294.5亿美元，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排行榜上降为第五位。2013年中日贸易额同比下降5.1%，跌至3125.5亿美元。日本对华出口第一次被韩国赶超。而由于两国政治关系风波迭起，龃龉增多，国民感情也出现了日渐恶化的趋势。据2013年8月公布的日本“言论NPO”和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共同调查，日本民众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比例由2012年的84.3%上升为90.1%，增幅为5.8个百分点；中国民众对日本没有亲近感的比例更从2012年的64.5%增至92.8%，增幅高达28.3个百分点。 　　

　　中日两国间战略博弈加剧的深层原因

　　两国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对立，恐怕不能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这些年来日本频繁换相造成两国间战略沟通的萎缩，也不能仅仅归结为日本少数政治家的疏忽、误判或恣意妄行。从深层次来看，中日间出现战略博弈加剧主要有以下原因：

　　1、崛起的新兴大国与相对衰落的传统大国间处于力量转换“拐点”时必然会发生冲撞

　　一般而言，在两个国际行为体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时，彼此间最容易产生疑虑和不安。而处于颓势的一方表现的程度总是较强势的一方更为强烈。

　　日本的GDP在20世纪70、80年代一直凌驾于中国之上。1990年，日本的GDP总额仍相当于中国的9倍。日本国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思维定式，认为中国不可能赶上日本，也威胁不了日本。对来自中国的批评多少还比较宽容。变化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在驶入“快车道”后的20多年里一直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日本则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先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两国的GDP总额的差距逐步缩小，直至在2010年中国反超日本，2012年与日本拉开了40%的差距，2013年则接近日本的两倍。日本媒体夸张地将这种力量消长变化称作“世纪大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对华嫉妒、警惕和恐惧的思潮迅速抬头。但由于中日力量对比尚未达到足以扭转日本传统对华优越感的“临界点”，日本对华反应呈现为心理上的反感和行动上的抵抗同时并存的特征。前者表现为或是夸大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困难和矛盾，以此求得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或是渲染“国强必霸”，怀疑中国要对日本进行“秋后算账”，甚至将日本贬为中国的附庸。后者则表现为试图扭转历史潮流、阻止中日力量对比继续朝不利日本方向发展。于是，日本的政治家中便出现了要同中国搏一搏的冲动。安倍晋三就是典型的代表。

　　2、日本政治出现“劣化”趋势，“政治明星”为凝聚人气谋求连任不惜牺牲对外关系

　　近年来，日本与它周边的大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摩擦与对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有关。

　　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政坛发生了3个较明显的变化，导致人们对日本政治渐趋“劣化”的担忧。第一个变化是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取代有战争经历的资深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这些政坛新贵较少历史包袱，血气方刚，但也没有老一辈政治家身上常见的那种对战争的赎罪感；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高，却往往缺少社会阅历，不善于与人沟通。第二个变化是从1996年日本在众议院选举中正式引入“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区并立制”以后，以往日本国会议员相对稳定的结构不复存在。由于选区划分过小的缘故，在小选举区当选的众议院议员当选门槛明显低于都道府县议会的议员，而由于实行“赢者通吃”的规则，即便是比竞争对手少几十张几百张选票也不得不卷铺盖走人。从2000年至2012年的最近5次众议院选举结果来看，首次当选的议员占议员总数的比例由26.5%、20.8%、21.0%、32.9%攀升到37.7%，呈逐年增多的趋势，且其中多数人往往会在下次大选中落败。日本政治家的“保鲜期”越来越短，连选连任的压力普遍加大。第三个变化是“剧场政治”的盛行导致日本政治家的眼界越来越狭窄。朝野两大阵营的政治家在有关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上的创新意识日渐低下，其精力集中在如何让选民继续投自己的票以及如何在党派间、派系间的角逐中最大限度地捞取实惠上。“作秀”的冲动往往使他们罔顾事实，信口开河。正如森岛通夫在《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一书中所指出的，日本的政治家完全忘记了政治家所应当有的姿态，即作为政治家应当为全体国民争取更大的利益提出新的政治方案并加以实施。钓鱼岛争端就是日本少数政要用国内政治的需要绑架外交政策的典型。

　　3、美国加大对日本战略倚重，导致日本当权者“拉大旗作虎皮”推行对外冲撞路线

　　近期，日本国内在中日关系上的噪音明显增多，其源盖出于美国“重返亚洲”的这一战略调整。

　　奥巴马上任后，鉴于过去十年里美国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削弱了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经济增长最快最富有活力的东亚地区的关注，开始逐步将战略重心向东亚转移。在美国眼里，已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挑战其霸主地位的竞争对手。但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加上在“9・11”后的十年里美国自身的软硬实力都遭到严重削弱，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日本的资源和力量，压缩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空间。即以钓鱼岛问题为例，美国过去一向谨慎地避免介入，认为让这一问题沉寂下来最符合美国利益。1996年，美国驻日大使蒙代尔明确表示，钓鱼岛不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但是，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盖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等政要却异口同声地宣称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美国将“非常坚决地支持我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日本”。安倍复出后，日美两国多次举行以夺岛为目的的两栖军事演习。这种“拉偏架”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安倍执政团队变本加厉地与中国较劲。 　　

　　中日关系如何才能走出阴霾，重见天日

　　许多迹象表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日两国间的战略博弈还将继续，尚不具备双边关系迅速转圜的可能。正如“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俗语所表明的，如果日本当权者铁了心要与中国作对，处处设绊，事事寻衅的话，再好的愿望也会落空。

　　未来日本对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搅局主要反映在以下3个方面：

　　1、继续在中国周边精心布局,构筑“对华包围圈”。如前所述，日本当权者蓄意将中日两国的分歧与对立扩展到地区和全球层面。对中国为推进周边外交而进行的努力进行战略对冲。鉴于中国奉行“睦邻、友邻、安邻”的方针，是许多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当权者的如意算盘未必能够得逞，但势将增加中国的外交麻烦，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

　　2、加大军事领域投入，蓄意挑起中日军备竞赛。安倍内阁在2013年底先后出台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3份重要文件，媒体称作是“安倍军事学”的3支“箭”，这3支“箭”都是冲着中国来的。中日间已展开了事实上的军备竞赛。尽管日本政府债台高筑，财政拮据，但一些防务问题智囊却鼓吹前苏联是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拖垮的，言下之意是日本也要用这个办法来消耗中国。

　　3、升高钓鱼岛海域紧张局势，酿成中日间的局部冲突。就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而言，日本目前并不是中国的对手。但它自恃有美国的支持，加上在海空常备力量的质量和官兵训练水准稍占优势，不排除它有意在钓鱼岛或东海海域制造两国舰船和飞机局部冲突的可能性。按照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等人的设想，一旦钓鱼岛海域出现船沉、机毁、人亡的局部冲突，日本可收“一箭双雕”之效：一是刺激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加快修改宪法进程；二是激发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出现大规模的骚乱。这是所谓的“钓鱼岛陷阱”。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又是亚洲两个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两国关系不可能永远僵持下去。中日关系走出阴霾虽然需要积以时日，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中日关系具有转寒为暖、回归正常的客观基础。其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间先后缔结了《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它们既是两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彼此政治智慧的结晶。其中一些重要原则，例如，“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长期友好、和平共处是双方唯一的选择”、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等等，是当前和未来处理中日间各种摩擦和对立的基本准则；其二，中日两国在邦交正常化以后长期交流累积起来的纽带不会轻易断裂。两国互为对方最重要的经贸伙伴，每年3000亿美元的贸易往来堪称世界顶级规模。民间交流也具有坚实的基础；其三，东亚地区各国和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不容许中日关系继续恶化。两国作为亚洲负责任的大国应该顾及国际社会的愿望。

　　为尽早让中日关系走出阴霾，似有如下一些切入点或着力点：

　　第一、加快建立管控危机的制度性框架，防止擦枪走火的冲突。这是短期内的重点。目的是要掐灭可能引发双方直接冲突的导火线，防止中日关系整体脱轨。美苏两国在冷战最激烈的1972年5月，签署了防止两国舰、机在公海发生冲撞的协定。上一世纪60年代，美苏两国在海上达到危险级的军事对峙每年平均都在100起以上，协定签署后下降到每年40起左右。2012年5月，中日两国曾在杭州举行高级别的海上综合磋商。未来似可在不影响各自原则立场基础上，就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规避冲撞、相互救助和紧急联络问题作出若干暂时性的安排。通过进一步的磋商，还可就双方在一定时间内均不上岛的问题达成默契。

　　第二、保持两国民间交流持续稳定发展的势头。“国之交在民相亲”。目前，中国各省市与日本各都道府县乃至市、町间缔结的“友好城市”共有250对，分别占中国对外结好城市的首位和日本对外结好城市的第二位。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也由1972年的不到1万人增加到目前的四五百万人次。这是两国重构战略互信的社会基础。越是在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候，越要加强“草根层”的交流，这对增进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理解，遏制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特别是反驳日本某些政要煽动的“中国威胁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有序推进中日经贸交流。这是两国战略利益的最大交汇点，也是防止双边关系急剧恶化的刹车装置。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要按照国际惯例和两国间迄今为止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两国的互利合作；两国在发展绿色经济、减排温室气体和防治大规模传染病等领域也可开展深度合作；在中日韩FTA谈判、地区综合一体化建设（如RCEP）等领域，两国相关部门也应继续加强前瞻性研究。 　　

　　（作者：上海国际问题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曾任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及庆应义塾大学访问教授，我会留日分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