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蔡威学长：建成“双一流”大学的核心在于“人”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蔡威在两会期间接受访谈时指出，“要想建成‘双一流’大学，既要有一流的师资，还要有一流的学生，更要有一流的学校文化。如果没有这些构成要素的话，我们很难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蔡威表示，“而在这之中，最关键的还是要抓‘人’。”

　　“首先，在引进世界一流的师资后还应进行分类指导。”蔡威表示，“比如我们学校在过去的15年中，采取了先引进，后对教师进行分类指导的措施新引进来的师资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原有的老师按照分类进行指导。有些老师热爱教育，就让他去发展教育，有些老师擅长推广技术项目，就让他们从社会服务领域去发展。有些老师科研教学并重，我们就分类进行指导。”

　　“去年我们又实施了师资并轨改革，让国内已经发展起来的一流师资和国际的一流师资同处于一个平台上，让一流的师资不断扩充队伍，这样对教学、科研起到全方位的促进作用，这样，学校才能逐步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蔡威表示。

　　“其次，我们在整个学校的改革发展中，进行了机制和体制上的调整。只有一流的人和一流的办学体制，才能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蔡威表示。

　　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学长：强化第三方检测与评价监管

　　在过去一年，各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事件牵动着中国民众神经，比如校园“毒跑道”、饮用水污染等事件引发民众质疑相关检测，而汽车排放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等则部分存在以低充高、弄虚作假的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法学专家周汉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对第三方检测、评价机构的监管必须强化，包括设立专门监管小组、建立责任追查制度、建立公众评价系统和淘汰机制、完善相应法律法规。

　　中国正在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实行简政放权，大量原本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的安全检测和评价工作，已转由社会第三方机构承担。

　　周汉民说，这种转变有利于提高公开公正的社会管理制度设计，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助益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操作中，第三方机构认证资格的后续监管往往仅由行业协会承担，明显力度不够；分包乱象突出导致第三方检测和评价流程不规范，而受利益驱动的一些第三方检测机构甚至为拉拢合作企业而故意出具虚假合格报告。

　　周汉民认为，目前中国对第三方的监督管理处罚主要依靠部门规章中少数不痛不痒的规定，没有形成健全的制度约束，管理体制也不够完善。

　　他建议，要加强消费者保护协会和纪委之间的联动，一旦发现检测、评价中出现腐败问题，纪委可以第一时间介入调查处理。

　　全国人大代表、沈志刚学长:设养老彩票引社会资金参与养老

　　民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代表建议，应设立专项养老彩票，募集社会资金，来推动养老事业的发展。

　　沈志刚代表认为，养老是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的社会责任，但是推动养老医疗，仅靠政府投资还有一定的难度。现在有人提出能否吸收社会资源，让社会的力量加入进来。比如能否设立一个专项养老彩票，像体育彩票一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募集一些社会资金，“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沈志刚代表表示，在国外已经有了类似的经验可以借鉴。

　　全国政协委员、郑惠强学长：创新方法培育能工巧匠

　　“专业技术人员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头脑和灵魂。然而2010-2015年，我国超过60%的省、区、市第一批本科文科录取分数线高于理科。”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主委郑惠强指出，由此可见，当前我国中学生对文科的青睐程度超过理工科，这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而言显然是一个不利信号。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快完善专业技术人员培养教育体系，提高理工类专业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

　　郑惠强认为，德国应用技术型大学模式和“双轨制”高职教育模式可以提供有益启示。目前，德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工程师、半数的企业经济学家和计算机信息技术人员毕业于应用技术型大学，而且应用技术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始终高于其他受教育人群。

　　为此，郑惠强建议，充分借鉴德国先进经验，加快完善中、高层次职业教育体系。加快推进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高等学校转型，引导一批独立学院发展成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重点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其次，加强应用技术类高校与国内高水平综合性大学、高水平工科大学以及国（境）外高水平院校的合作，联合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完善职业教育学生学习深造通道。

　　全国政协委员、周明伟学长：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是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认为，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的素质也要有相同的提升，也应该有更高的追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我们国民素质的提高，为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创造了极大的也是关键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周明伟表示，社会的经济水平、物质水平提高，不等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因为相对于我们实际的情况，我国国民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同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并没有完全呈正比，很多地方有可能是滞后的。“这些原因并不是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它是中国数千年来文化发展的一个过程，是数千年人的素质发展的一个结果。但这也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物质水平的提高，需要对人的素质要有更高的要求，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数千年来我们追求一致的目标，我们数千年来本身中华文化的一个内涵，追求人的精神世界素质的提高。”

　　周明伟认为，强调人的素质的提高，强调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是我们的软力量、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家形象，随着中国本身对外交往的发展，已经几乎渗入到国际社会的各个方面。

　　同时，对于儿科医生待遇较低的情况，陈赛娟希望，政府、医院加大对儿科扶持力度。“医院不能以经济效益为指挥棒，进行待遇分配。”在她看来，在增加新的儿科医生同时，稳住现有儿科医生的心一样很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学长：AED推广亟需立法

　　2006年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SCD）的人数约54.14万，相当于每分钟就有1个人死于SCD。其中90％发生在医院外，发病后10分钟内得不到有效抢救就会死亡，抢救成功率不到1％。心脏猝死发病率近年呈增加趋势，死于心脏猝死的人数远远高于其他事故死亡人数，已经成为危害我国国民生命的一大杀手。

　　心脏猝死并非无法抢救。SCD最佳抢救时间和方式是在事件发生的最初3～5分钟进行心肺复苏术（CPR）和除颤，每延迟1分钟其生存率就下降7％～10％，因此被称为猝死救命的“黄金三分钟”。由于目前我国120急救系统平均城区内到达时间超过10分钟，在我国广泛普及公共除颤刻不容缓。但不完全统计，目前为止全国只设置了总数不超过500台AED，与此对应的受训人员数量不超过数万。

　　因此，葛均波院士在提案中建议：1、政府主导制定《十三五中国AED推广计划》，定义各级城市AED覆盖要求，分不同阶段完成包括资金规划、配置数量、培训体系、认证体系等内容。2. AED广泛覆盖的同时，在各高校开展AED志愿者招募培训，既能在高校本身普及AED摆放（目前上海交通大学有较为成功的经验），又能培养一大批合格志愿者。3.卫计委联合宣传部门和媒体，制作多种形式的AED宣传材料，作为公益广告在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网站等不同类型媒体广泛宣传，通过多途径向大众普及公共急救基本知识。4.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经过专业培训并获得证书的志愿者（非业务工作者）急救时使用AED的合法的。但患者如果情况恶化甚至死亡，法律上未明确志愿者是否需承担责任。呼吁相关部门商讨AED应用的法律责任问题，推动相关法律条文的制定或修订计划。

　　全国政协委员、蔡建国学长：要尽快出台《校园安全法》

　　前不久，三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因虐待同学以绑架、殴打罪名分别获刑6年、10年和13年。该案因中美两国对校园暴力惩戒的差异引发热议。全国政协委员蔡建国呼吁，要尽快出台《校园安全法》。

　　对于校园中频繁出现的“霸凌”事件，蔡建国认为主要是学校“德育”教育相对缺失，法制教育相对落后。拳脚相加、辱骂撕扯甚至人身攻击，这些行为不仅让遭受“霸凌”的同学承受物理上的肉体痛苦，更重要的是来自心理上的极大压力，长期以往会影响其身心健康。

　　因此，蔡建国呼吁要尽快建立我国校园的安全机制，将《校园安全法》纳入我国的立法计划，新的法律应更加侧重于“以生为本”的立法倾向，保障中小学生的合理权益。他认为《校园安全法》应明确规定社会、学校、家庭、个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本着“教育为先，预防为主”的原则加强对于中小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

　　全国政协委员、熊思东学长：由“互联网＋医疗”转变为“医疗＋互联网”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学长提出，互联网医疗重点发展的方向应该是由“互联网＋医疗”转变为“医疗＋互联网”。

　　“这不仅仅是提法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性质的变化。‘互联网＋医疗’是以互联网的思维、运作、盈利模式来渗透改变传统医疗，过去一年的尝试证明这不太成功。而‘医疗＋互联网’强调的是以医疗为主体，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整合使医疗更加通畅、人员配置更加合理、效率更高。这种模式下，核心仍然是医疗本身，互联网只是作为技术助推的角色，比如在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医院忙闲时段分配等方面，互联网技术就可以帮助医疗机构显著提高效率。”

　　在熊思东看来，智慧医疗正是“医疗＋互联网”的一个突出表现。并且，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将成为精准医疗发展的重要支撑。过去的疾病用药基本都是基于医生的经验，而现在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精准地看到药物的疗效，这是今后精准医疗的主要发展方向，是提高医疗效率和有效性的主要手段，将会节省大量的医疗资源，有效缓解国内医疗资源严重紧张的问题。

　　“互联网医疗是一个系统性概念，我们要从广义的角度去看待互联网医疗，除了诊治以外，它还有健康教育、咨询、风险评估以及大量的医疗云服务，要针对需求，而不能炒作概念。要弄清楚互联网医疗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熊思东说，如果互联网医疗还是局限在一些大城市，作为“富人俱乐部”的新玩具，互联网医疗也就失去了意义。互联网医疗根本是要解决80%以上存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人群就医需求，通过互联网医疗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王红阳学长：完善儿科医疗风险保障制度

　　“家里一个孩子生病，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至少四个大人陪着。排半天队看不上病，孩子一哭闹，大人心疼更加着急上火。”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儿童医疗服务供需矛盾困局前所未有凸显出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物信号传导研究室主任医师王红阳认为，破解儿科困境既要有权宜之计快速补短板，又要深刻解析形成困境的根源，从医学教育、医疗体制入手，形成长远可行的战略规划，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要加强对孩子家长基本护理常识的普及。比如，孩子一个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家长一晚上要跑到医院挂急诊三次，家长本身的知识缺乏造成了孩子的过度医疗和医院儿科资源的浪费。”王红阳说，要完善儿科医疗风险保障制度，增加儿科岗位津贴，改变儿科医生任务重、风险高、待遇差的现状，特别要为选择到基层医院儿科工作的医师提供可靠的福利和成才保障。

　　与其他科室不同，儿科医生除了学习专业学科知识，还要学会与不会说话的小病人的相处之道。王红阳建议，设立儿科人才培育专项基金，建立儿科医生规范培养的长效机制。在政策引领下，增加全社会的力量和投入，多方共建儿科医生培养基地，包括引入民营资本等。

　　“要尽快形成信息化、链接式的儿科医疗服务网络体系，提升儿童医疗的社区基本保障能力，小病不出社区，同时加强重症诊疗中心建设。”王红阳说，这样可以有效地对儿科诊疗的需求进行分流。

　　全国政协委员、蓝闽波学长：港口岸电可促进环保，保障“一带一路”

　　随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码头的节能环保应该要提上重要的议程，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金山科技园管理委员会主任蓝闽波提出了，关于加快港口岸电建设，促进节能环保的建议。

　　蓝闽波表示，美国是率先要求新建码头采取环保措施的国家，目前世界上也只有美国对船舶靠港期间使用岸电做了强制性规定。近年来，欧洲许多国家也出台了一些鼓励港口码头实施船用岸电系统改造的支持政策，并要求靠港船舶使用岸电或者转换低硫油，以减少污染物排放。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港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载体，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我国低硫油生产和供应还存在困难，因此使用岸电成为船舶及港口减少空气污染的最重要方式。目前，我国已具备大规模推广岸电的社会环境和实践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丁金宏学长：建议为进城务工者设立返乡日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丁金宏提出，建议国家在夏日芒种或其他时间设立“返乡日”，倡导农民工回老家，看望农村留守老人。

　　丁金宏说，今年的一个提案就是呼吁社会关爱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状态。农村被遗忘的留守老人的生存状态让人揪心。现在老龄化程度出现明显反差，越是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越高。老年人需要经济上的支持、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目前农村老年人在这三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农村地区家庭中有留守老人的占了1/5以上，越是偏远地区留守比例越大。他们不仅承担种地种菜等负担，还要照料留守儿童。

　　他呼吁进城务工人员孝道文化的回归，有条件的可以考虑将老人接到城里居住，哪怕是阶段性的居住。没有经济条件的可以考虑经常回老家看望父母，而不是只能春节时返乡。另外，他呼吁社会为进城务工人员返乡提供便利条件，比如用工单位为他们提供假期。他建议，国家在夏日芒种或其他时间设立“返乡日”作为文化倡导，倡导农民工回老家，将“返乡日”作为对乡愁的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