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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在心 担当于行——记常务副会长桂永浩

作者:唐敏

2018/12/12 13:36:29

  他把自己定位于doctor(医生),physician scientist(临床科学家),researcher(研究者),teacher(教师),这四个角色是他人生的四种修炼。每一个角色,他都责任在心、担当于行,留下了时代的印记,也让自己在中国儿科医学发展、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临床医学教育人才的培养和实践,以及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科研方面成为“有德之人,有为之人”。

  他就是我会第十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桂永浩教授,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长,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卫生部新生儿疾病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儿科临床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曾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

  惊心动魄10小时——

  “我们是公立医院,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是天经地义的。”

  提起15年前那段与“非典”生死时速抗争的经历,桂永浩依然用了“惊心动魄”这个词。

  “非典”期间,儿科医院是上海两家定点医院之一,临危受命大幅度关闭病房作为备用,时任儿科医院院长的桂永浩坚决执行,发挥公立医院关键时刻的重要支柱作用。同时,医院在指挥应对50多个疑似病例和开展病人筛查、分类过程中,推出多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赢得来院的WHO专家的高度赞扬。

  当时儿科医院还在枫林路上,设施旧布局乱,如何担负起“非典”定点医院的重任?桂永浩受到在美国学习时的启发,想出一个最简单、最实用的办法:把医院的污染区、非感染区用红色、蓝色分成两个区域,一条道走到底。这一幕,好似电影里的场景再现,而更有张力的片段,来自一个通宵达旦的10小时——那是“非典”时期最恐慌的阶段,儿科医院收治了一个发热的病人,胸片有阴影,首次抗体检测为阳性,这个“真实的‘非典’病人住进了普通病房”的桥段,从晚上10点开始。20多个同病房的患儿和家属怎么办?与患儿接触过的医护人员怎么办?院长桂永浩急中生智提出10多条应对措施,率领医院班子成员根据国家标准要求,在疾控中心领导现场指导下,沉着应对,终于在第二天上午8点排除疫情。看着院门口严阵以待的同事们,望着院内张大探寻目光的病人和家属们,桂永浩长长舒了一口气。

  临危不乱的智慧大爆发,有效抑制了“非典”疫情的大爆发。这惊心动魄的10小时,连同市领导在“非典”总结大会上的话语,如今深深记在了桂永浩的脑子里:“这几个月我寝食难安,但是我到儿科医院心里就比较放心了。”收获如此高度评价,桂永浩很感动:“我们是公立医院,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是天经地义的。”

  责任在心,担当于行。作为一名业务起家的管理人才,桂永浩丰富的临床经验、扎实的技术、过硬的组织管理能力、国外学习的经历等综合积累,让他善于管理,敢于担当,让职业生涯中无数个“惊心动魄10小时”的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

  真爱之光照亮人生——

  “机会只属于有准备的人。”

  桂永浩经常对学生说:“机会只属于有准备的人,时刻准备着。”这种准备,来自从小对医学的热爱,也是他作为一名优秀医生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的展现。

  真爱如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桂永浩喜欢医学,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当时都是医生的父母不同意儿子学医,给他填报了上海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但他瞒着父母,把第一志愿改成了上海第一医学院——“这是命运给我的一次机会。内心热爱的事,一定能做好。”

  1982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儿科医院。作为一名医生,桂永浩明白临床技能的训练、临床经验的积累,必须靠真干实练,之后的10多年,他没有一天离开临床。于是,机会悄无声息地给了这个拼命干活的人,他被破格提拔担任“总住院”,破格提升为主治医生,积累了全面的儿科临床诊疗技术,特别是危重病人、疑难病症的治疗能力。

  1991年,桂永浩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被公派到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心脏中心。扎实的临床功底、出众的英语能力,让他在这家全世界最好的儿童医院的学习、工作游刃有余,先进医学理念助他快速成长。4年后,费城医院把他的名字列入了员工手册,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有些国家的儿童能享受这么好的医疗保障,中国儿童可以吗?1995年,学业有成的桂永浩写了辞职信,带着太太和孩子毅然归国,又回到了医院分配的筒子楼宿舍里。

  回国后,桂永浩依然是那个“拼命三郎”。临床上,在自己本专业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治方面,进行了专业探索,用循证医学理念提高临床研究的质量。科研上,他主攻先天性心脏病的分子发病机理及其围产期早期诊断干预方法和策略研究,先后主持国家“973”“863”重大课题、国家“十五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医生的科学研究,应该是基于重大的临床需求和问题的研究,才更有价值,更能帮助患儿。”基于此,桂永浩提出了“临床科学家”的概念,他率领的团队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促进以小鼠为模式动物的先心病发生机制研究迅速发展,采用小鼠和斑马鱼等模式动物开展营养素缺乏导致心脏发育障碍的系列探讨,成果在亚洲小儿先心病研究中起主导作用。厚实的临床功底,帮助桂永浩在医院长期发展的预见、战略决策的制定等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

  1999年,他担任儿科医院院长,无论是院内外的重要会诊,复杂疑难危重病人诊疗、抢救的组织和协调,还是日常医疗总值班,主任查房,他都冲锋在前,镇守在后,处理得当,及时有序。在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坚持参加心血管中心和内科疑难病例的讨论和会诊。

  打响上海医学教育品牌——

  “把高端的医疗技术和人文关怀叠加在一起,成为‘有温度的医学’。”

  前不久,桂永浩主持的《复旦大学深化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在中共上海十一届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为中国医学教育改革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事高等教育管理12年,先后担任上海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一直在医学教育最前线的桂永浩,有着时不我待的医学教育改革激情。他责无旁贷地说:必须从我做起,从根本改变传统医学教育,只传授医学知识,不进行医学职业精神和人文精神培养的倾向。把高端的医疗技术和热情的医疗服务,特别是人文关怀叠加在一起,成为“有温度的医学”。

  如今,这位医学教育专家谈起他在医学教育领域的改革,如数家珍——我们做了两件事:其一,开展医学教育课程建设和改革,提出“三早”,让学生早期接触病人,早期接触社会,早期接触病床(医疗)。把相当一部分医学教育推到病人的床边,针对问题、病案开展有效的教育。其二,编写“人文医学”系统性教材,课程设置、学生评价体系等。近年来,上医专业教育体系亮点频现:创建“1+2+9”模式:1门网上课程、2门示范性课程、9门核心课程。50门专业课的教材编写、案例分析,把和专业知识授课相关联的人文教学镶嵌进去。例如公共卫生的授课,聚焦上世纪50年代中国消灭血吸虫的案例这一伟大工程。

  桂永浩有一句名言:“要教会学生不仅是看病,还要会看病人。”病和人不能分开,病只是一个现象,而人是有情感的,我们培养的学生不能只知道几块骨头、几块肌肉。

  老上医的校训“正谊明道”讲的是奉献精神。对医学生的教育,桂永浩更推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他给年轻医生讲自己对职业的热爱是在工作中逐步形成的:一个新生儿一个巴掌就能托住,就是一个生命,对生命的理解,在暖箱,在抢救室里,医生的职业很崇高。至今,他已经培养博士生18人、硕士生7名,他鼓励学生以“临床科学家”的高标准来激励自己,成为充满人文关怀、有温度的医学人才。

  一个医学院院长的责任与担当,有时又是那么润物细无声。上海医学院的校园内,16位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医学一级教授雕像,吸引着学生们探究为中国医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学大家丰富的人生故事;校园外,一个个“社会教育课堂”办到了社区,让医学生了解最基层百姓的感受。

  推进儿科学科发展——

  “中国大约有4亿儿童需要我们。”

  连任两届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的主任委员,桂永浩聚力中国儿科医学的发展,聚焦当前儿科医生紧缺、流失率高的痛点,对中国儿科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大约有4亿儿童需要我们。”桂永浩到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研后,提出“儿科学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要注重老少边穷地区的需求、基层儿科学发展的需求、青年儿科医生成长的需求。”他组织城际交流,尤其给西藏、新疆、青海、四川等贫穷地区的基层医生提供机会。同时,在儿科学发展中,紧跟国际潮流,推广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人文医学、全科医学等新概念。作为中国儿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倡导者之一,他还致力于推动儿科专科医师培养的国际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新生儿临床骨干人。

  近日,桂永浩因30多年来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三级预防、新生儿疾病研究和儿科质控管理方面的卓越工作,极大促进了上海乃至中国母婴安全水平,受到特别表彰,荣膺“上海市‘母婴安全’特殊贡献专家”。在10月20日召开的我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新一届常务副会长。

  (根据《劳动报》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