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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当主持人的音乐家不是好老师——记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静安分会副会长王勇教授

作者:潇雪

2018/10/24 10:11:22

  主持、上课、讲座、出书、当院长、开音乐会……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做这么多事情?偏偏就有人样样不落的做到了,而且一件比一件做地精彩,他就是王勇。

  “四眼哥哥”转型“王博士”

  跟王勇交谈是件很愉快的事儿,因为他总是能把那些深奥复杂的道理用最轻松的方式讲给你听,丝毫没有名人架子。那清雅的谈吐和妙趣横生的幽默,会不自觉地拉近你跟他之间的距离。这种自然而然的亲近感,除了来自于他随和的个性,想必也得益于几十年来面对观众修炼出的主持经验。

  说他是“主持人里最懂音乐的,音乐人里最会主持的”,一点都不夸张。在王勇看来,“做古典音乐主持人,实际上是一件跨界的事情,它要求你必须同时具备音乐专业及主持人专业这两种特质。既要求你具备深厚的古典音乐知识储备,又要有过硬的语言表达能力,不然便没办法把肚子里的‘墨水儿’轻松地、如数家珍地让大家接受。”

  很多人对王勇最初的印象是电视节目《欢乐蹦蹦跳》里那个带着小朋友唱唱跳跳的“四眼哥哥”,这档老少咸宜的电视节目让王勇收获了小到三四岁,大到七八十岁的全年龄层粉丝。“我觉得这个节目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把一档听起来像儿童节目的受众锁定在成人观众上,通过这个错位造成很多家长们对这个节目比孩子更有兴趣,这其实也是一个跨界的想法。”

  正是这样一档节目,让王勇了解了电视制作的全过程,就像他说的:“今天我仍然和视觉传播媒体有这么大的关系,这和那段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说:“有一句老话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当你能坚持一段时间后,便会看到结果”。

  作为上海老牌音乐普及型系列音乐会《星期广播音乐会》的主持人,12年来,他跟这个节目一起经历了起落沉浮,在主持人的舞台上渐渐由“四眼哥哥”转型成为了“王博士”,算是从儿童节目回归了自己的老本行。

  古典音乐普及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不过同时也印证了那句老话:有耕耘,就会有收获。王勇说:“星广会刚开办时愁节目来源、愁赞助、愁观众。但是在坚持了三年之后,节目来源不用愁了,很多演出团体,哪怕是特别优秀的也会主动希望来上星广会。到了第五年,观众也不愁了,甚至不得不开始考虑拓展新观众的问题,让它发展出更多的公益性。”

  现在的星广会,全年80-90%的音乐会都要另外设置加座票和站票,个别场次甚至一票难求,足可见得它在中国古典音乐普及工作中发挥的巨大辐射力和影响力。不过王勇显然还没有满足于此:“当上海的古典音乐人口达到或者接近类似像纽约、伦敦这些国际超级大城市这样的比例的时候,就能和上海希望打造的国际大都市的身份相匹配了。”

  世界那么大,学校里面哪够耍

  王勇说:“老师是我的第一份职业,也是我到今天为止的唯一官方职业。”

  通常,人们对于教育工作者的印象是怎样的,是站在七尺讲台上激扬文字?还是在深夜灯光下挑灯夜战?在王勇看来,教育的面貌远远不止于此。主持、开讲座、办音乐会……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在尽一位教育工作者传道、授业、解惑的义务,正所谓“心有多大,讲台就有多大!”

  1993年,王勇在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音乐学系——也是他的“母系”——便是他的第一个“教学大本营”,主要教授“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然而这类课程对非理论专业的同学来说其实是非常无趣的。王勇说:“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思考,如何能让一些对理论课程不感兴趣的同学对我的讲述有兴趣?或许这就是我最早开始重视到,音乐传播学中可能存在的受众的差异。”

  2006年,王勇从德国慕尼黑音乐与戏剧学院留学回来不久,就被调到成立不久的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担任副系主任。与音乐学注重的“钻进去”不同的是,艺术管理更侧重的是“走出去”,即走出学校去进行一些实际的演练。“在这样的教学过程当中,如何把原来在象牙塔内的知识推广到社会,就变成了一个社会课题,而不仅仅只是自己的个人爱好。”

  现在,王勇又多了一个新身份——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从老师到院长,他说这是一个从教育工作者到教育管理工作者的转变,开始要更多地去考虑:“学校的教育经历能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带来什么?能为教职员工提供怎样的提升空间?如何调配合理的资源让1+1等于3甚至等于4?在管理和艺术之间能不能搭建一个更好的桥梁?”据王勇透露,2018年,上海大学将推出中国首个参加统考入学的艺术管理MBA专业,希望能以此把管理和艺术的结合提高到一个更加专业的范畴内。

  无论走多远,不忘老本行

  与活跃在光鲜亮丽的舞台上不同,学术研究是一项寂寞清冷的事业。一个是站在聚光灯下接受万人喝彩,一个是坐在冷板凳上默默耕耘,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状态大概是王勇所有跨界中“跨”得最远的。不过在王勇看来,这两个身份并不矛盾,反而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

  或许是因为王勇身上已经披戴了太多光环,以至于他的老本行——音乐学者的身份,经常会被这些光芒掩盖。不过在王勇看来,即使自己有再多头衔、再多身份,排在首位的都一定是音乐学者:“如果没有音乐学者作基础,我的所有和专业相关联的其他头衔就都没有了支撑。”

  在这马不停蹄的繁忙工作中,王勇近年来还编撰出版了很多著作,包括《玫瑰玫瑰我爱你——上海老歌的前世今生》《王勇博士谈古典音乐大师》等等,发表各类论文逾百万字,他是如何进行时间管理的?

  “我睡得比较晚,每天半夜12点后,等到各种联络工作都结束的时候,我会努力保证1-2个小时用于写作,因为在深夜这段不被打扰的时间,比较能保证思维的活跃和专注,这个习惯我已经保持了20年。仅仅这些时间我觉得还不够,所以在有比较大篇幅的著述问世前,我基本还会有一到两个月闭关的时间坐坐‘冷板凳’,把平时积累的部分重新做整理。”

  所以说,没有谁是能随随便便成功的,王勇也不例外。在我们能看到的那些光鲜亮丽时刻的背后,他付出的是你看不到的那无数个与自己为伴的漫漫长夜。

  在采访中,王勇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你在做一件事情时,觉得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极致时,如果还有好奇心和迎接挑战的信心,或许应该去开拓新的领域看看,因为不同的事情有着不同的精彩。”他自己就是像这样始终保持着一种求知的状态,不断挖掘着自己新的可能性。

  王勇向我们透露,最近上海大学音乐学院在关注艺术与科学相关联的一些问题,主要在着手进行的是音乐治疗的一些实验,比如“音乐对疼痛是否有缓解作用”“音乐与自闭症康复的关联度是否有更多待挖掘之处”等等。对此他说:音乐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它的个体差异性,可能有的人听了这个音乐会有一些生理反应,而其他人则没有。它需要有非常庞大的前期大数据收集工作做支撑。比如在德国,一个音乐治疗项目通常需要的研究周期是8-15年。因此在音乐治疗起步比较晚的国内,我们可能还需要坐8-10年的“冷板凳”来做这些基础工作。

  古典音乐圈儿里玩跨界的“王博士”,跨出的是新奇、是幽默、是接地气儿,更是寻常百姓走进古典音乐的大门。再过十年,我们相信王博士一定又会有新的身份和新的目标,在新的领域里做出更多的成绩。

  (原文刊载于《橄榄古典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