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特殊的春天，当网络上新生代博主们花式推荐着美国的《传染病》（2011）、韩国的《流感》（2013）时，我们这代独生子女的童年“噩梦”又一次被唤醒。拍摄于1995年的美国电影《恐怖地带》曾于次年春在我国院线登陆。《世界电影》当时编译了外媒对它的评价，“美国电影史上少见的医学恐怖片，作为这类题材的大型影片，它也许是第一部”云云。比起简约的剧情梗概和严肃的编译文章，最难忘的莫过于那只恐怖的非洲猴子。记得那天在朋友圈贴了这部电影的海报，没几分钟，同龄伙伴们纷纷留言：童年阴影……

　　电影开场，以一个3分钟的长镜头，简洁有力地向观众揭示了P1到P4实验室的差别，同时兼顾了剧作中介绍男女主人公登场的作用。这真不啻是一个凤头，条理分明，简约优雅。真正的故事从最高等级的实验室中徐徐展开：全副武装的研究员漫不经心地聊家常，就像一种比喻，面对自然界的发难――那些病毒就像其他实验室里囚禁的动物一样，人类似乎尽在掌握。真的如此？

　　灾难打破了人类的臆想――影片引用了诺贝尔奖得主：约书亚·伦德博格博士的一句话：“人类统治地球的最大威胁是病毒。”这种病毒，既是字面意义上的客观病毒，更是蔓延在人性中的病毒。而导演用这样一部灾难片勾画了这样一幅天灾人祸的灾难景象。

　　影片里非洲疫病区的土著村长对前来救援的男主角，转述村里难得一个没有得病的祭司的原话，“因为乱砍树木，这是上帝的惩罚。”联想到《地理与世界霸权》中，英国作者将德国民族性与森林紧密相连，不免颔首。

　　这是天灾，自然的环境里诞生了这样一种惨烈的绝症。据当时的编译文章显示，影片来源于真实的案例，且以埃博拉病毒为原型。《恐怖地带》仿如一篇可视的论文，将导演认为的“灾难”做了分条析理的归因：天灾外，这种灾难来自人类本身。

　　病毒的传播上，该片副线像科教片一样严谨地展现了传染病传播的全流程：病毒本来在宿主身上，与人类的文明世界相距万里。因为人类，而被车、船、飞机一步步带进了文明社会。通过抓伤，导致了第一例的感染，继而病毒在新宿主身上产生了变异，通过飞机、电影院、医院、通过唾液、空气一步步传染加剧。

　　而蔓延在人性中的病毒，导演表现得更为多样：贪婪――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而偷捕原始森林的猴子；色欲――病毒的飞速扩散。宠物店里贪吃的猴子也染上了这种病毒――这既是剧本结构上需要预留的伏笔，又是一种对于贪食的嘲弄。而灾难的扩大，导演将之归因为官方的傲慢和懒惰――影片中以欧洲裔长官为首的将军，对于生命的蔑视，和非洲裔次级长官世故听命与随之而来的官僚拖延。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怖景象――在家隔离、集中隔离、封锁疫区……

　　影片看完，不免让人想到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里，揭示了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通过劳动，让外部世界为自己服务。

　　人类的确通过劳动，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2018年，中国的实验室里，第一次用克隆技术让“中中”与“华华”来到世间――人类从自然中走来，逐渐走向“造物主”的位置，这究竟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还是创造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新方式尚未可知。2019年末，眼花缭乱的信息海洋中，有一条新闻让人振奋：中国人民大学学术伦理委员会成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课题不应在灾难中才被审视。

　　（作者：我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本文摘自2020年3月8日《新民晚报》文艺评论版?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