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畴文，我会理事、复旦大学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教授。1991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短期进修；1994年至1996年，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临床流行病学专业学习、研究，获硕士学位；1999年，在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进修。

　　还记得那张刷爆朋友圈、感动无数网友的“落日余晖”的照片吗？4月9日，春日暖阳下，那位看夕阳的老人痊愈出院啦。照片中陪老人共赏夕阳的背影，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刘凯医生，而让这张照片火遍朋友圈的正是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的领队朱畴文学长。

　　一张简单的照片，温暖了无数人心，照亮了人间，也道出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守望相助、共抗疫情的温情大爱。

　　“武汉终于堵车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相比在武汉时，朱畴文头上的板寸长长了不少，左侧额角那一块淡红色的斑块，已不再那么显眼。“还没完全好，但比那时候好很多了。”提到斑块，朱畴文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额头。

　　这个斑块是他在武汉带队奋战时由于操劳和压力而发作的神经性皮炎。2月7日，他率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36人医疗队奔赴武汉，入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正面迎击前所未有的汹汹疫情。

　　“刚开始的两周，焦虑啊，一切都在摸索。”朱畴文回忆，“那段时间，心里可以说是有底，也没底。有底的是，我相信我们根据疾病的规律、依靠专业的能力，一定是能做点事情，让情况好起来的。但没底的是，这需要多长时间？要花多大代价？谁也不知道答案。”

　　没有答案的任务，也要全力以赴。

　　作为领队，一个队伍的头儿，朱畴文被大家奉送了一个诙谐的昵称――“朱头”。这个“头”可是不容易当的，一边组织救治病人，一边保护全体队员“零感染”，每时每刻、每个细节都必须操心：与人民医院方面如何磨合？管道氧气量不够，要解决；病房分区的门会被风吹开，要解决；防护服的胶没黏性了，要解决……并且，他反对给医护人员下达不切实际的指标，也从不主张大家穿纸尿裤硬撑。

　　艰苦磨合的两周一过，情况开始向好。事实上，回望在武汉的这55个日夜，朱畴文脑海里留下了最初和最后两个截然不同的画面。

　　第一个画面是初到武汉，城市面目全非。朱畴文至今记得2月7日那个雨夜，上了车，街上看不到别的车辆与行人，只有沉沉暗夜和潇潇冷雨，连最年轻活泼的队员都沉默了。

　　第二个画面是在撤离武汉的前一天，3月31日，朱畴文开车去位于汉口的上海援鄂医疗队前线指挥部的驻地，惊讶地发现，路上竟然堵车了！

　　久违的烟火气扑面而来，让堵在车里的朱畴文和刘凯心热了，眼眶也湿了：“这座城市在恢复了，我们是该回去了。”

　　“我们帮助国外，就是帮助中国”

　　住在青浦隔离点的这些天，朱畴文时不时在朋友圈“发吃”，晒隔离点的餐食及吃完后的“光盘”，感谢供餐方的“投喂”。不过，其实这轻松的画风却并不是他的隔离期生活全貌。

　　“开会！现在都是在网上开会。”这才是他的主打日程。

　　朱畴文参加的网络会议，大多是与海外连线。这繁忙，也与他担任过多年复旦大学外事处处长的职务有关，现在又利用积攒多年的大量国际人脉，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

　　4月3日，朱畴文就参加了国内国外两场视频会议。其中国外的一场是连线芬兰，应赫尔辛基大学医学集团的要求，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专家与对方交流防控经验。

　　早在援鄂期间，朱畴文就已经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李兰娟、乔杰等一同参加过中国新冠疫情防控经验国际分享交流会。回到上海短短四天中，他又和芬兰、意大利等国的医务工作者及驻外使领馆、海外校友团体等进行了多场连线，其中与欧洲一家医学组织的视频会议辐射了2.5万名欧洲医务工作者。他给会议做的讲稿PPT文件名，除了日期外还要标注“day”或“night”。

　　朱畴文坦言，与海外开视频会议“蛮累的”，一场接一场，碰到有时网络抽风，或者外国人说话口音重，就更吃力了。忙不过来的时候，朱畴文就开玩笑地叫：“我需要个秘书了！”

　　可事实上，他认为这样的分享交流非常必要，也是自己作为医者的责任。“我去武汉的时候，在上海虹桥机场对记者说，我们是应该去的，帮助武汉就是帮助我们上海自己。一样的道理，现在我们帮助国外，也是帮助中国。”

　　“医生不能改变所有患者的命运，但要做好自己的事”

　　学医是朱畴文少年时代就确定的人生方向。还在上海育才中学念书时，他想过两个选择，一是学医，一是学管理。父亲对他说：“管理，与社会、关系相杂，好像很复杂，还是学医纯粹些吧。”加之父母身体都不好，朱畴文最终决定学医，1984年考上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医学院之一――中国首都医科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他也一直怀念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医学预科阶段的2年半时光，“有点相当于现在的通识教育加生命科学教育”，接触学习了很多人文方面的课程、讲座等。1992年，结束在京8年的学习后，他回到上海，在中山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和消化科医生。

　　无论是求学时，还是工作后，“医学就是要关心人”的观念都深深扎根在他心里。“我们临床上都是将病人看作一个整体，并不是说我做内科的就不需要懂外科，搞消化的不需要懂心脏，你是治疗脚趾头的就可以不管治疗脑袋。”

　　工作几年后，朱畴文又涉猎了医院的管理。“当时我在美国进修，已经申请延期，但院长叫我回来，说有更重要的岗位需要你。”于是1999年中，朱畴文回国当了中山医院医务处的处长助理，不久担任副处长，开始从一个单纯的临床医生转型成为“临床与医学管理”双肩挑。

　　而这一转型，让他对医学与人文的融合体验更加深刻。“我跟队员说过，我们到武汉，只是换了个城市，换了个医院在从事本职工作，只不过更具挑战性和危险性。”

　　作为领队，他也给自己提了四方面的目标：“第一是给大家提供足够的防护和保护，no protection，no action。第二，我不会对队员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有些情况，我必须要‘担肩胛（扛责任）’。第三，要合理安排工作强度。那些宣扬穿纸尿裤、写血书、按手印、不计报酬之类的声音，太扯了。第四，要有很好的工作流程和章程。这些规矩在中山医院已经有了，在前方没有或需要调整，我们要制订出来然后执行。有了以上这些，我们这支队伍才能把事情做好。”

　　这次疫情中，舆论对医生颇多褒扬，而朱畴文对此保持清醒，也经常给年轻的医生们解压。“现在好多赞美之辞都来了，白衣天使、逆行者、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其实不要特别溢美，医生也就是在做事情，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必须要承认个人力量的不足，承认医学还有太多的未知，承认很多事必须依靠团队去做。不要觉得医生可以改变所有患者的命运，可以一个患者都不死，那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做的是尊重规律办事，善于归纳总结前人的经验，既要对得起这份职业，也不要附加不必要的包袱。”

　　阳光所及，是人与人的心有灵犀，也是城市与城市的情感传递。提到武汉工作的收尾，朱畴文又想起了那张“落日余晖”的照片。他说，那边医院的病人现在都已移交给另一支医疗队了。在离汉前的简单交接仪式上，朱畴文带着医疗队将剩余的捐赠物资转交给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大家约定了未来通过学术会议继续交流。有位年轻的女队员还表示，要在城市恢复正常之后，来武汉跑一场难忘的马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