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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海故事

作者:仇金泉、胡永隽

2020/1/2 17:08:36

  1939年,我出生在上海。上海对我有养育之恩,我是上海的儿子,我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激之情。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之后,我和我的父母亲确确实实体会到了“当家做主人”的感觉。因此,我不仅学习认真,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校活动。当年我在和安小学(后为上海市新成区中心小学)读书。1950年1月1日,我们和全国同一天成立了少年先锋队,我就是在这一天戴上红领巾,被选举为小队长,继而被选为中队长、大队长、队委会主席。那时的我感觉幸福得不得了。

  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照

  1951年,上海市举办了一个全市小科学家展览会。我当时一共有3件展品——自制望远镜、显微镜和小马达参展。展会期间,宋庆龄副主席也来了。我第一次见到她,却有一见如故的亲切感。她对我的展品很关注,还仔细询问我显微镜的制作过程。我就告诉她说,把钠玻璃放在酒精灯上烧,从百把个镜头中可得到几个特别好的镜头,可以放大到300倍。宋妈妈摸摸我的头,问我:“爸爸做什么的?”我说:“爸爸是工人。”又问:“妈妈做什么的?”我说:“妈妈也是工人。”她就说:“好孩子,好好学习,将来要靠你们来建设新中国。”当时,宋庆龄副主席还很年轻,但我们都习惯叫她宋妈妈。我频频点头答道:“我记住了,宋妈妈。”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邂逅,她记住了我。

  1952年,我作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代表队的代表,去参加在匈牙利举行的国际少年共和国夏令营活动(代表队一共13个人,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和10个大区)。参加夏令营的除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外,还有意大利、法国、希腊这些国家的朋友。他们一见到来自中国的少年就特别亲切,我们从很多人羡慕眼光里感到了一种光荣感。回国后,我整理并出版了一本《夏天,我们在布达佩斯》的散文集,宋妈妈还特地为我给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了推荐信,这件事我一生都难忘。

  这次赴布达佩斯参加夏令营的过程,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我与胡耀邦同志的相遇。出国前,因为要集训上课,我们13个人住在北京正义路3号的团中央大院。非常巧,那个时候耀邦同志也刚刚到团中央任职,每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到团中央大院。我在第一天早上起来就碰到他,此后经常和他在清晨相遇。我将这段难得的经历写在了我的《东隅桑榆集》一书中:“最难忘一幕正义路三号庭院,耀邦牵着我手晨露树下散步。”散步时,他告诉我:“像你这般年纪,我已步尘征途。”(参军时,他才15岁)。耀邦同志还为我的这本纪念册题词道:“团结、友爱、守纪律、爱学习,这是模范少年的努力方向。”他的话语成为激励我一生的格言。

  首提“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1978年,我已经到上海市府机关工作,在市科委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那时候,我是机关大楼里年纪最轻的副处长。1980年12月26日,汪道涵同志在锦江俱乐部(今花园饭店)召开全市各委办主任及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我也参加了。会上宣布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后改名为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我任中心办公室常务干事、副主任,中心作为市委书记、市长的直接参谋,为上海发展献计献策。

  1982年1月,汪道涵市长对我说:“美国60%的经济学家是从学科技转来的。你也是学科技的,是不是该去考察研究一下战后美国、加拿大科技经济如何协调发展?”于是,在他和林达光教授的指引安排下,我得以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进修。

  在北美,我考察了麻省理工学院、罗切斯特理工学院、蒙特利尔理工学院等12所大学,最后总结就是,这些国家之所以发展得这样快速,有一个很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就是“经济、科技、社会协调发展”。中国、上海要融合于国际发展,跟现代经济发展的格局同步,我想归根到底是要协调发展。

  于是,1982年我和陈卫平、姚诗煌、罗祖德、朱新轩等人写了一篇《开展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概念,这篇文章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后来被评为《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和《上海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976-1982年优秀成果论文奖》。

  “十大民生工程”的由来

  我在市政府连续服务过四位市长,从汪道涵同志开始,一直到江泽民同志、朱镕基同志和黄菊同志。市长做得怎么样,跟“民生”二字分不开。现在每一次两会上,市长工作报告中都有十大为民措施,即民生工程。回忆起来,这个传统同当年我给道涵同志起草他在科协做的一个报告有关。

  有一天,我在上海科学会堂的科学学所办公,接到时任市府办公厅秘书处长钟鸣同志的电话,他说:“道涵同志明天出席市科协大会,他要讲话,请你给他写几条。”那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他第二天就要讲话。我就叫打字员夏代过来,说:“我也没时间写草稿了,我讲你打,马上就要。”那时,还是那种用小锤子敲打的打字机,一个建议稿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了。我把讲话稿的重点放在了上海人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上,提了十件和上海老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事情,甚至把“普及民用煤气,代替严重造成市区空气污染的90万个煤球炉”也作为一条。以后,这“十大民生工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每一次两会上市长工作报告的保留内容之一了。

  为上海立了“大功”

  1988年,国务院沿海城市省市长会议在深圳召开。当时,江泽民同志因为要出席人代会不能去,就请上海市外事顾问、经济顾问李储文同志去了。发言的前一天晚上,储文同志和我商量讲什么,我就给他列了个单子,上面列的是从1979年到1988年的9年间,上海财政收入的数据,反映了上海有关民生工程的状况。

  第二天,李储文同志才讲到一半,吉林省委书记李长春说:“储文同志,你们上海日子这么难啊?”也有人好奇那个单子从哪来的?我就站起来说:“这个单子上的数据是每年的统计积累,不会错的。”我还补充几点:“讲起这个日子过得是有点难,我们一条马路上面有上下水、煤气、电话……七条线。人家外国人会花很大一个工程把这七条线都埋在马路下面;上海人乘公共汽车上下班,车子上面一个平方要站七双脚……”这个矛盾想解决吧?当然想,但是没有钱做。因为当时上海的GDP绝大部分要上交中央,服务全国。

  我们从深圳一回来,江泽民同志已经从他的渠道听到了,把李储文和我都叫了过去。他第一句话就说:“储文啊,这一回,你们可立了大功了!好,讲得好!”之后,中央专门来人了解上海财政状况,不久国务院便做出决定:上海每年留存上交国家财政款的23.54%。这件事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我也暗暗高兴,真有点“立功”的感觉。后来,在黄菊同志亲自组织下,上海成立了久事公司,公司的全部投资,不多不少,就是这23.54%。为什么要叫“久事”呢?就是决定用这笔钱成立这个公司的那个文件是9月4日发的。

  在哥大讲坛介绍浦东开发

  1991年,我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任教授。我给来自各国的研究生做的第一堂讲座就是“上海浦东开发”,讲浦东开发的背景、由来、现状和设想。我展示了自唐朝以来的松江地域和政图,从“沪”字的来源,讲到“郑和出海”,从“一·二八”“八一三”一直讲到1949年上海解放。美国的“中国通”学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黎安友教授主持讲座,他不断插话解释和翻译,听众们饶有兴趣地领略了一番“一个改革开放中的上海浦东新区”,他们的学报还用了很大篇幅全文刊发了一份英文讲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华民族一个新的盛世的开始,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又一次“文艺复兴”。上海浦东开发把中国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同时浦东开发也把上海更大程度上融汇于全球。建国70年来,上海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是一代代人奋斗出来,我很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更庆幸自己在这个令人难忘的年代中留下了一些小小的印迹。我们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继续努力奋斗。

  (作者:我会原顾问,上海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