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我出生在上海。上海对我有养育之恩，我是上海的儿子，我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激之情。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之后，我和我的父母亲确确实实体会到了“当家做主人”的感觉。因此，我不仅学习认真，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校活动。当年我在和安小学（后为上海市新成区中心小学）读书。1950年1月1日，我们和全国同一天成立了少年先锋队，我就是在这一天戴上红领巾，被选举为小队长，继而被选为中队长、大队长、队委会主席。那时的我感觉幸福得不得了。

　　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照

　　1951年，上海市举办了一个全市小科学家展览会。我当时一共有3件展品――自制望远镜、显微镜和小马达参展。展会期间，宋庆龄副主席也来了。我第一次见到她，却有一见如故的亲切感。她对我的展品很关注，还仔细询问我显微镜的制作过程。我就告诉她说，把钠玻璃放在酒精灯上烧，从百把个镜头中可得到几个特别好的镜头，可以放大到300倍。宋妈妈摸摸我的头，问我：“爸爸做什么的？”我说：“爸爸是工人。”又问：“妈妈做什么的？”我说：“妈妈也是工人。”她就说：“好孩子，好好学习，将来要靠你们来建设新中国。”当时，宋庆龄副主席还很年轻，但我们都习惯叫她宋妈妈。我频频点头答道：“我记住了，宋妈妈。”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邂逅，她记住了我。

　　1952年，我作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代表队的代表，去参加在匈牙利举行的国际少年共和国夏令营活动（代表队一共13个人，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和10个大区）。参加夏令营的除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外，还有意大利、法国、希腊这些国家的朋友。他们一见到来自中国的少年就特别亲切，我们从很多人羡慕眼光里感到了一种光荣感。回国后，我整理并出版了一本《夏天，我们在布达佩斯》的散文集，宋妈妈还特地为我给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了推荐信，这件事我一生都难忘。

　　这次赴布达佩斯参加夏令营的过程，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我与胡耀邦同志的相遇。出国前，因为要集训上课，我们13个人住在北京正义路3号的团中央大院。非常巧，那个时候耀邦同志也刚刚到团中央任职，每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到团中央大院。我在第一天早上起来就碰到他，此后经常和他在清晨相遇。我将这段难得的经历写在了我的《东隅桑榆集》一书中：“最难忘一幕正义路三号庭院，耀邦牵着我手晨露树下散步。”散步时，他告诉我：“像你这般年纪，我已步尘征途。”（参军时，他才15岁）。耀邦同志还为我的这本纪念册题词道：“团结、友爱、守纪律、爱学习，这是模范少年的努力方向。”他的话语成为激励我一生的格言。

　　首提“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1978年，我已经到上海市府机关工作，在市科委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那时候，我是机关大楼里年纪最轻的副处长。1980年12月26日，汪道涵同志在锦江俱乐部（今花园饭店）召开全市各委办主任及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我也参加了。会上宣布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后改名为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我任中心办公室常务干事、副主任，中心作为市委书记、市长的直接参谋，为上海发展献计献策。

　　1982年1月，汪道涵市长对我说：“美国60%的经济学家是从学科技转来的。你也是学科技的，是不是该去考察研究一下战后美国、加拿大科技经济如何协调发展？”于是，在他和林达光教授的指引安排下，我得以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进修。

　　在北美，我考察了麻省理工学院、罗切斯特理工学院、蒙特利尔理工学院等12所大学，最后总结就是，这些国家之所以发展得这样快速，有一个很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就是“经济、科技、社会协调发展”。中国、上海要融合于国际发展，跟现代经济发展的格局同步，我想归根到底是要协调发展。

　　于是，1982年我和陈卫平、姚诗煌、罗祖德、朱新轩等人写了一篇《开展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概念，这篇文章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后来被评为《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和《上海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976-1982年优秀成果论文奖》。

　　“十大民生工程”的由来

　　我在市政府连续服务过四位市长，从汪道涵同志开始，一直到江泽民同志、朱�基同志和黄菊同志。市长做得怎么样，跟“民生”二字分不开。现在每一次两会上，市长工作报告中都有十大为民措施，即民生工程。回忆起来，这个传统同当年我给道涵同志起草他在科协做的一个报告有关。

　　有一天，我在上海科学会堂的科学学所办公，接到时任市府办公厅秘书处长钟鸣同志的电话，他说：“道涵同志明天出席市科协大会，他要讲话，请你给他写几条。”那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他第二天就要讲话。我就叫打字员夏代过来，说：“我也没时间写草稿了，我讲你打，马上就要。”那时，还是那种用小锤子敲打的打字机，一个建议稿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了。我把讲话稿的重点放在了上海人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上，提了十件和上海老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事情，甚至把“普及民用煤气，代替严重造成市区空气污染的90万个煤球炉”也作为一条。以后，这“十大民生工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每一次两会上市长工作报告的保留内容之一了。

　　为上海立了“大功”

　　1988年，国务院沿海城市省市长会议在深圳召开。当时，江泽民同志因为要出席人代会不能去，就请上海市外事顾问、经济顾问李储文同志去了。发言的前一天晚上，储文同志和我商量讲什么，我就给他列了个单子，上面列的是从1979年到1988年的9年间，上海财政收入的数据，反映了上海有关民生工程的状况。

　　第二天，李储文同志才讲到一半，吉林省委书记李长春说：“储文同志，你们上海日子这么难啊？”也有人好奇那个单子从哪来的？我就站起来说：“这个单子上的数据是每年的统计积累，不会错的。”我还补充几点：“讲起这个日子过得是有点难，我们一条马路上面有上下水、煤气、电话……七条线。人家外国人会花很大一个工程把这七条线都埋在马路下面；上海人乘公共汽车上下班，车子上面一个平方要站七双脚……”这个矛盾想解决吧？当然想，但是没有钱做。因为当时上海的GDP绝大部分要上交中央，服务全国。

　　我们从深圳一回来，江泽民同志已经从他的渠道听到了，把李储文和我都叫了过去。他第一句话就说：“储文啊，这一回，你们可立了大功了！好，讲得好！”之后，中央专门来人了解上海财政状况，不久国务院便做出决定：上海每年留存上交国家财政款的23.54%。这件事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我也暗暗高兴，真有点“立功”的感觉。后来，在黄菊同志亲自组织下，上海成立了久事公司，公司的全部投资，不多不少，就是这23.54%。为什么要叫“久事”呢？就是决定用这笔钱成立这个公司的那个文件是9月4日发的。

　　在哥大讲坛介绍浦东开发

　　1991年，我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任教授。我给来自各国的研究生做的第一堂讲座就是“上海浦东开发”，讲浦东开发的背景、由来、现状和设想。我展示了自唐朝以来的松江地域和政图，从“沪”字的来源，讲到“郑和出海”，从“一·二八”“八一三”一直讲到1949年上海解放。美国的“中国通”学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黎安友教授主持讲座，他不断插话解释和翻译，听众们饶有兴趣地领略了一番“一个改革开放中的上海浦东新区”，他们的学报还用了很大篇幅全文刊发了一份英文讲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华民族一个新的盛世的开始，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又一次“文艺复兴”。上海浦东开发把中国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同时浦东开发也把上海更大程度上融汇于全球。建国70年来，上海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是一代代人奋斗出来，我很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更庆幸自己在这个令人难忘的年代中留下了一些小小的印迹。我们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继续努力奋斗。

　　（作者：我会原顾问，上海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