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教育部（时称“国家教育委员会”）决定，公费派遣3000名留学生出国学习理、工、医、农专业。其中有留德、留法和留日的大学生各100名，另有留西欧、北欧、美、日的进修生。

　　出国留学，先要在国内进行语言培训。培训德语的留德预备部建在哪里为好呢？根据同济大学与德国交往的传统及自身“两个转变”的决策，时任校长的李国豪教授积极争取将其建在同济大学。最后，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

　　1979年1月4日，李校长携校部有关领导，在胜利楼（今逸夫楼前身）召开筹备会议，宣布有关文件及决定。1月22日，外语系召开全系大会，民主选举我为正系主任，兼留德预备部主任；应云天为副系主任。至此，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所专门为留德人员设立的语言培训学校，在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宣告完成筹建工作。

　　“留德预备部”是简称，其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德文简称“Kolleg”，相当于联邦德国境内为外国留学生进入大学做准备的“预科”（Studien Kolleg）。

　　德方的密切配合

　　1979年2月28日至3月2日，教育部代表团（以罗劲柏司长为首，同济有张德龙和我二人参加）访问德国，在波恩与联邦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KMK代表团会谈，商议留德预备部的具体培训计划。最后，共同签署了《中德专家组关于培训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问题的会谈纪要》。

　　会谈期间，对中、德两国的中小学学制等进行了对比。德国的中小学教育共计13年（完全中学），中国是12年。这批学员的中小学学习正值“文革”期间，实际学习年限更少。通过教学内容比较，发现这批学员没有学过德国中学的生物、制图、投影几何和微积分等课程。因此决定，一年的培训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语教学，单科独进；第二阶段，除德语外，加补德国高中课程。两个阶段全部由德国教师执教。

　　就在会谈纪要签署的当月，3月28日，以皮隆博士（Dr. B. Pirrung）为首的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的德语教师７人，带着他们相应的教材和教学仪器设备抵达同济大学。3月30日，从全国各地高校选拔出来的、1978年全国统一高考中的成绩优秀生100名，来到同济报到。4月2日，师生见面。4月6日，按理、工、医等不同专业分成６个班级，开始上课。效率之高、速度之快，被中、德双方称为是空前的。

　　1979年8月28日，开始第二阶段学习，以尤斯腾先生（K. D. Justen）为首的德意志学术交流服务机构（DAAD）的基础课专业教师9人抵达同济。这一阶段，周学时数保持不变，德语课时则减至每周14学时，德语教师也由7名减至5名。

　　歌德学院的德语教师每人每周授课24学时，成倍于我国外语教师当时的工作量。此外，他们还给我校德语教师每周讲授教学法2-4学时；给我校8名准备赴德交流的专业课教师讲授德语4学时，并允许他们在留德预备部跟班听课。他们的热情给了我方师生莫大鼓舞。

　　中方的刻苦努力

　　这些德国朋友都是初次来华，不了解“文革”十年浩劫给中国造成的物质生活贫乏，也很少了解中德之间的文化差异。因此，对不少事物不习惯、不理解，甚至有误解。但是，经我方开诚布公地讲解、组织参观、浏览实况，提供周到的生活服务接待，特别是看到我教职人员刻苦努力工作，无私奉献和学员的勤奋好学精神后，他们逐渐理解了，进而相互钦佩，成了诚挚的朋友，关系极其融洽。

　　首先遇到的是住房问题。当时，还没建设现在的汇文楼（俗称外语楼和专家楼），不得不借用西南楼学生宿舍做教室上课，请德国老师先暂住在锦江饭店新南楼一楼。他们说房间小、书橱少、屋内缺地毯等等。我们一方面说明实际困难情况，例如上海人均住房不足4m2，是德国人均住房面积（40m2）的1/10还不到；同时请他们到有关地方实地察看，如我家四口人，居住面积不过21m2，比他们一个人住的面积还小；又如德语教研室的书橱已让给他们，自己不用。随之，他们心平气和了。外办还特地买了草垫铺在他们的办公室和专家楼宿舍。他们看了很高兴，还风趣地说：“这很好，编织有艺术性，比地毯还要好。”

　　在工资方面，他们反映每月600元人民币不够用。在得知作为一级教授的同济校长，拿中国最高的工资，每月也只有360元；作为留德预备部主任的我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每月几十元，不到一百元，还要自付房租和水电费用后，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便不再提及这一问题了。

　　同济新村和专家楼周围都有围墙，还设有门卫，他们误认为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在监视他们。我们不得不说明，围墙是中国建筑的传统风格，学校、公园，连皇宫都有围墙，相当于德国的护栏或篱笆；门卫则是保卫他们的安全，绝对不是不信任问题。当然也取得了他们的理解。

　　最使德国专家感动的是教职工的无私奉献精神，不计报酬，刻苦努力。年轻女同志搬运课桌椅像小伙子一样；有的兼顾外语系和留德预备部打字任务，中、德、英三语打字，速度快、质量高；有的一人处理预备部文件，及时又地道；有的与学员打成一片，交知心朋友；青年德语教师一方面跟班听课，帮专家翻译，同时给200人班学员上课，而且教学效果显著。专家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受到莫大鼓舞。

　　使德国专家受到鼓舞、感到欣慰的还有学员们的勤奋学习和优秀成绩。学员们课堂上精神高度集中，课外作业及时完成，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学习，晚上熄灯后仍有人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有的则带病坚持上课，考试成绩都很好。专家们把这些看作是对他们努力工作的回报，并一致反映“中国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是拉美和欧美国家学生都不能比的”，有的说“中国人学外语真是天才”，女专家伦施则说：“见到学生这样认真学习，我简直忘了疲劳和炎热。”

　　成绩空前优秀

　　第二阶段的培训共计14周，要求达到德国大学入学的语言和基础课要求，由中、德双方组成的考试委员会验收。1980年5月24日，考试结束，结果是总平均1分多（德国的1分最好，相当于我国的5分），不到两分；多名学员总成绩得1分，可谓空前优秀。

　　歌德学院代表说，他们在全球有127个分院，中国学生的成绩是最好的。DAAD的代表说，这是他们所知德国内、外的预科中成绩最优秀的。以皮阿措罗先生（Piazolo）为首的联邦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代表团于1980年初到北京与教育部代表团举行第二次会谈，在会谈纪要中，一致肯定预备部的培训成绩优秀，认为是中、德人民友谊的结晶，“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是中国培养留德学生的重要基地”。

　　第二届学员有110名，于1980年3月17日到达同济，开始第一阶段的学习。其培训安排与第一届相同，只是所学专业增加了文科，如未来学、社会学、图书馆学、电影技术、刑事技术和德国语言文学。因此，德国教师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奔赴联邦德国

　　1980年是自1877年以来，中国向德国公派留学生的第103周年。

　　为了进一步明确出国留学的目的、任务和外事纪律，增强为四化建设努力学习的信念，以及熟悉德国国情和高校情况，在出国前后，分别由我国教育部在上海和北京，由DAAD在德国各安排了一个月的集训。

　　德国大学的不少专业，例如化工、电工、矿冶、机械制造和农业经济等，要求学生入学前有两个月的实习。因此，出国启程时间分成了两批。有学前实习任务的26名学员，六月初开始国内集训，六月底抵达德国，先在德国集训一个月，后实习两个月；没有学前实习任务的76名学员，则于八月底抵德，同样集训一个月，到校熟悉情况两三天后，两批学员都于1980年10月15日开始当年的冬季学期（我国称秋季学期）课程。

　　留德预备部的学员在国内就与德国教师结下了深厚友谊，出国后，彼此仍保持不断的联系。这些德国教师关心学员的生活和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初到德国遇到的困难。这种关心，进一步促进了留德学生的健康成长。

　　这批留德学生，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德国的学习成绩都很优秀，经常受到有关学校和教师的赞扬。一般学员都能按规定时间完成学业，不少人则提前完成学业。如今，这批留德学员中已有不少人成为教授、科研领军人物和公司老总，成为中德友谊的结晶。

　　（作者：原同济大学原德语系主任，2018年12月逝世。本文转自“中德人文交流”公众号，照片由姜锡祥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