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8日是我会前会长、两院院士严东生学长诞辰101周年纪念。严会长的爱女、我会合唱团团长严燕来学长著文表达了对于父亲的思念。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于敬爱的严会长追忆缅怀之情。

　　作为女儿怎么看父亲？很难笼而统之回答。在我脑海中浮现的父亲，总是跳跃式的，那时、那事、那景、那情，从来没有时间顺序，可是总有一根主线是不变的，简约地说，就是父亲的品格；令我忆起的、感动的，甚至钦佩的，总是品格！原谅我借用那些不连贯的回忆，表达我对父亲生命的体验与缅怀。

　　父亲的幸运，在于他的才华能力在历史转折关头被用上了！不仅在科学研究上绽放聪慧才华、在基础研究与大科学工程上屡有建树，还成为科学院改革开放、重获新生的开创者和践行者。父亲一生钟爱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管理的职业生涯之长，超过他的同学、同事、朋友，以及几乎所有材料学界国际顶尖的学术同行。

　　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转折点――1977年8月，父亲被钦点出席邓小平主持的“科教座谈会”，并在座谈会上做了中心发言；1980年，父亲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中当选为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副院长。换句话说，在科学院前院长郭沫若称之为“科学的春天”里，父亲第一时间由纯粹学者转身为中国科学院主要管理者之一，并于1984年被任命为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院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出乎我们家人预料的是，绘制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份蓝图――主持起草《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题纲》的重任，竟落在一个纯粹学者身上，而不再是党的老干部担纲。是的！父亲热爱科学事业、热爱新中国建设事业；父亲热衷科学研究、擅长科学管理，具备宏观战略眼光；父亲品格、学识俱佳，价值取向普世，中、英文双语娴熟；父亲为人谦和、和蔼宽容、谈吐儒雅、风度翩翩。是的！父亲亲历新中国数次重大科技规划：于1956年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中国十二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时年37岁；于1962年参加了周总理、陈毅、聂荣臻主持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七千人大会，以及《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直至1984年主持中国科学院体制改革，可谓亲历中国科技重大发展战略规划时间跨度最长的科学家。

　　父亲的人生简单而丰富，与他而言，生活和工作并不分离。父亲喜欢在饭桌上和我们三代人一起聊他最近在做什么，近期将要做什么，将去哪个国家，参加什么学术会议，将作什么方面的报告；晚年时更多畅谈的是他自己很得意、很欣赏、很有成就感的事，并且一般只在饭桌上跟家人说，不对外人炫耀；就这样，我们家人都知道并跟随父亲专注的大事节奏，感受一位亲近的父亲。97岁是他老人家还能在餐桌上和我们一同进餐的最后一年，他的话题除了回忆，还是回忆，回忆那些令他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终身不渝、乐此不疲的事情。除了他一生钟爱的科学研究之外，最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有他年届花甲时完成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科学院的体制改革，另一件是科学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面向世界，打开院门。

　　他多次颇有兴致地追忆改革开放的思路：中国科学研究有五路大军，即科学院各研究所、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所、大中型企业的应用研究室、各省市地方研究所，以及国防科委下属的研究机构等。五路大军的侧重各有不同，科学院对自己的作用定位要准确，就是“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四个现代化服务！”这是父亲当年主持科学院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对此他深信不疑，因此出手很快，历时半年，他就代表科学院党组和院部拿出文革后第一稿《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提纲》，并亲自向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汇报，得到胡耀邦总书记首肯，同时也接受赵紫阳总理的意见，修改之后立即向科学院院部报告，并辗转各地、各所作动员。他特别引以为豪的是，科学院的这份改革提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份，破天荒先于国家科委的科技体制改革政策纲要出台整整一年，而高等教育部的改革纲领自然要等国家政策出台后才紧跟的！可见他作为中科院党组书记主持科学院体制改革工作时，没有唯上情结，对科学院总体改革眼光准确独到，对改革的基本立足点确信无疑，从无到有并无犹豫，是十分主动、且有魄力的。对于父亲这样的认识与胆魄，我心怀敬意！

　　父亲当任的年代处在中国科学院最艰难的转折期，他首当其冲面对双重压力，既面对党中央、国务院对科学院为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应用需求，又面对文革后幸存的老院士、老知识分子对恢复基础科学研究的强烈愿望，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对上，他为知识分子请愿；对下，他为国家经济建设需求劝导；虽被夹持其中，并无畏缩却步，而是意见坚定、上通下达、和颜悦色、游刃有余。他和秘书、司机，轻车简从，到分院与各个研究所做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报告时，从来没有秘书起草的文字稿，只有自己工作手册上的几条提纲，全部思路即席流出。作为他的女儿（高教教育工作者），我可以体会并见证他对科学事业的那份执着与忠诚。

　　八十年代的十年，是父亲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当任的十年。据我的观察，他一上任，就似乎对科学院全局工作胸有成竹、出手不凡。那么，他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教育文化底蕴，是对规律的认识，是思路清晰、充满灵感、临场发挥。按我的理解，这一切得益于他的思维纯正，不纠结、不教条、不拍脑袋，从实际出发；这一切得益于他对科学研究与发展规律的把握，善于集思广益，解决关键问题。在他的脑海中，科学发展、体制改革之路必然如此起步，并无它法，西方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只是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需要应对科学院重获新生之后转型的现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为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另一件他津津乐道、念念不忘的事，是国际合作、打开院门，与世界各国逐一签订国际交流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从封闭走向开放，他本人不仅亲历这段历史，而且受命代表中国科学院出面与美洲、欧洲、亚洲多国科学院、科学家交流研讨。令人欣喜的是，他往往与国外顶尖学者一见如故、建立私交，于是我父母屡屡被邀请住在著名学者朋友家中，此乃西方不多得的礼遇和友情表达了。

　　记得那一天，也就是父亲最后一年（2016年）的6月30日，午休之后，他要跟我说件事，郑重其事地让我坐下，关上门，于是我意识到老人家有话要说，当即录了音。父亲慢慢地将他陆续出访的国家一一道来，非常清晰地回忆起他领衔出访与美国、德国洪堡、法国科研中心、日本的学术振兴会，以及印度科学院，逐一签订双边合作协议的故事。他不无自豪地说：这样，我们首先和美洲、欧洲、日本、印度打开了科学院的大门……

　　为什么会促使他突然找我说起这个呢？因为中科院出版社要我转交给父亲一本刚出版的《珍藏档案图册――著名科学家手稿》，其中有他的部分，这让他触景生情。他惦记八十年代他们老一辈人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后人鲜有知道，可是在他老人家心里，那是他们那一辈人开创的局面，惠及后人，心里为此自豪，希望他们所做的这等事能记下一笔。于是我问父亲：“你是觉得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表达过？”他这样说到：“对，这个事儿应该有，以后再说吧。国际合作至少要写出，一个是国际，一个是亚洲；一个是学会的，一个是学术领域的。至少国际合作应当有一段表达，就一句话，改革开放之后，跟美国、欧洲、亚洲以及国际组织打开有效的合作，建立双边、多边合作关系。”他老人家一口气说了那么多，我理解父亲的心情，的确，科学院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是步履最为艰难的十年，他是实际运作的人，可是在科学院院史中常常一笔略过，似乎自然如此、理该如此。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父亲人之老矣，其言也真，他要把经历留给后人。

　　父亲过世后常有人跟我说类似的话：你父亲这样的人在这个社会很少有，今后不会再有了！这个时代再也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了！我觉得这是对父亲的很高评价。父亲离去之后，我渴望知道更多父亲一生中的细节，曾随摄制组旁听了北京中科院老领导、老同事的回忆，也访问了父亲在上海的一些生前好友，听到更多父亲在科学事业中以及在特殊历史时期中为人处事的细节故事，令我多次感动，心中珍藏的父亲形象更加鲜活饱满。同时，随着自己生命的演进，对于父亲的一生，又涌现出更深层并有意义的解读。记得《罗马书》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这话用在这里，似也恰当！父亲一生从“科学报国”的理想出发，到与新中国同龄的“科技兴国”职业生涯，亲历新中国建设中数次动荡变化，以及改革开放头三十年的崛起，始终保持内心平稳、信念如一。早年燕园的宽松学风、自由思想和多元文化是父亲生命成长的沃土。感谢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成为父亲人生的内在基点，并始终站立不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确，在相对变化的世界背后，总有绝对不变的东西，那些相对绝对的规律被历代科学家一一揭示，父亲也为此执着一生。在父亲一百零一年诞辰之际，感谢父亲在潜移默化中带给我和家人的无价礼物，感恩苍天之上对父亲乃至对我本人属天的保佑和赐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