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了废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归还租界等七项条件，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在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山东的权益等要求。但是几经申述、交涉，与会列强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和主张。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是欧美同学会的会长，另外有三名全权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三人也是欧美同学会会员，他们各尽所能，尽力维护中国的权益。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义正词严地提请参会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各地同学会声援中方代表

　　欧美同学会格外关注和会的动态，1919年2月初，日本驻华公使以停止贷款等为要挟，要求中国政府训诫参加巴黎和会的中方代表，北京政府的一些官员对日畏缩，引起中国民众的极大不满。据天津《益世报》1919年2月7日报道，“北京欧美同学会亦于日前致电巴黎中国代表，对他们捍卫国家主权的努力表示钦佩，并表示将誓为他们的后援。天津欧美同学会也同时致电声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北京和天津欧美同学会是已知的五四运动中最早致电声援中国代表团的社会团体。

　　由于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欧美同学会于1919年3月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再次声援中国代表团。除了通过联络渠道发通知外，还于3月3日在北京《晨报》登报告知：“欧美同学会开会：欧美旅京同学会会员定于本月五日在石达子庙本部开会，讨论要政。”

　　4月5-6日，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召开年会。与会者对巴黎和会尤为关注，面对日本窃夺山东权益的严峻形势，群情激愤，一致决定并立即行动：

　　1、致电学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表示坚决支持中国代表团。电文中说：“力争发言，勿为日人气馁，此间同人愿为后盾。”2、立即以同学会的名义，向国内外发布《对时局宣言书》，该《宣言书》要点包括“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打破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及利益范围”。

　　欧美同学会与“五四运动”

　　4月30日，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5月2日，欧美同学会会员、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将上述情况告知全社会。5月3日，蔡元培从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那里获知内部消息，北洋军阀操纵的钱能训内阁已密令中国代表签约。在紧要关头，蔡元培迅速召集学生代表，告知消息，同时与王宠惠、叶景莘以欧美同学会名义急电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告诫其切勿在和约上签字。北京大学的学生则连夜开会讨论，提出四点决议：1、5月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2、通电各界一致奋起抗争；3、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爱国游行；四、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

　　从5月4日上午11时起，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高举用中文、日文、英文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卫主权”等口号的标语、旗帜，陆续汇集到天安门前，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当天下午4时，欧美同学会于南河沿会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于青岛问题应取的办法，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致电巴黎和会四大国代表，要求对于中国问题秉公办理，并予以公正之待遇。2、致电巴黎中国委员，与中国有不利之条约，切勿签字于和平条约。3、五月七日（星期三）午后三钟，留学生皆当聚集于本会，以中国全体留学生名义齐赴英美两使馆，要求两公使转达其本国政府、人民，对于中国在和会上请维持公理，并予以公正之待遇。

　　7日下午3时，欧美同学会又在会所开会，与会者200余人（一说300余人），还有“女学生十余人”。此前，欧美同学会每次大会一般有百人左右参加，此次会议虽然是临时召开的，但与会者人数空前。

　　与会者公推时为在北京政府法律部门工作的欧美同学会评议员王宠惠为主席，讨论了由会员吴赉熙草拟致各国使馆的英文请愿书。请愿书首先声明，日本以武力要挟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决不能据此攫夺中国胶州；接着，请愿书希望友邦各国主持公理。会议推举了12名代表赴英、美、法、意使馆陈述，其中男代表八人，女代表四人。会后，代表们立即前往各使馆递交请愿书。又另举代表与各团体接洽及全体齐赴国民大会，并决定与国民大会采取一致行动。这次会议同时还通电巴黎和会，电文表达力争收回山东主权的强烈主张。

　　“五四运动”期间，欧美同学会的活动很受社会和新闻媒体重视。对5月4日、5月7日欧美同学会的会议，北京《晨报》都在当日发布会议的预告，又在次日及时加以详细报道。

　　继北京欧美同学会发出对内、对外通电之后，上海、南京欧美同学会也于6月23日联合发出了对内、对外的拒签和约的通电，表达了维护国家主权、坚决反对签约的严正立场。不同地区的欧美同学会联合发表通电，这是第一次。

　　支持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

　　“五四运动”后，欧美同学会仍然是北京爱国活动的重要据点，许多进步人士和新文化人士经常在此聚会。

　　《国民》杂志是反帝爱国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主办的，1919年1月创刊于北京，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邓中夏、黄日葵等在该杂志的创办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五四运动”后，在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下，该杂志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改变，开始完全使用白话并刊载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该杂志社于1919年10月12日在欧美同学会会所召开成立一周年纪念会。陈独秀、李大钊都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演说。李大钊在演说中指出：“‘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均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性质和作用，给了与会者很大的鼓励。

　　这充分说明，欧美同学会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是有联系的，他们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和战友。

　　爱国情深，报国心切，高度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政议政是欧美同学会早期就已形成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