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从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八年抗战，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无数海外学子高喊着“宁肯做独立国的平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博士”，坚定地踏上归国之路，勇赴国难，将先进的思想理念、军事战略及科学、医学技术带给当时在苦难中奋争的祖国与同胞，以一支笔或一杆枪，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发挥着属于自己的独特作用。

　　抗战前夕的救亡活动

　　留学生群体的抗日活动可以往前追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柳条湖畔的枪声响起，留学欧美日的学子们从各自或艰辛或放逸或狭隘的生活中猛然惊醒，汇聚成一股大潮，在异乡为国发声，为民请愿。

　　身处大洋彼岸，欧美留学生们虽然无法直接参与抗日活动，但他们积极与闻国事，关注国内局势的变化。每逢国内重大事件发生，他们的关注和呼声常通过一封封言辞恳切的通电、宣言、信函，跋山涉水回到祖国，振聋发聩。此外，他们利用国外的地理优势和学术专长，为抵抗侵略奔走呼号，联合华侨的力量，同时开展学术研究，为抗日进行国际宣传。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

　　在日本，由于更接近事件中心且深处敌国，留日的中国学生更加群情激昂。“九一八”事变次日，他们即宣布全体罢课。 9月29日 ，大阪、京都、仙台、名古屋、长崎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举行集会。许多留日学生当即回国，向当局请愿，内容包括：反对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反对压迫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促进统一和平，严惩主持东北“独立”运动的卖国贼；从速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强硬外交。这些要求几乎囊括了上世纪30年代国内历次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目标和要求。

　　此外，留日学生还积极向国内民众宣传抗日，宣告日本侵略满蒙的阴谋；组织日本研究会，向国内民众介绍日本情况。这些宣传不局限于平津沪等大城市，而且涉及农村，虽然宣传广度有限，但意义十分重大。

　　奔赴祖国投身抗战

　　1937年7月7日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一时之间，海外学子纷纷缀学归国，掀起了近现代留学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回国热潮。

　　抗战前夕，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总数达六千人。中日战端一开，留日学生即首途归国，其势如潮，不绝于途。不到2个月的时间，留日学生回国者近四千人。到10月下旬，留日学生几乎全部返国。

　　中国新闻名家刘尊棋回忆“七七”之夜在东京时的感想说：“这一夜，我一刻也不能安静入睡……哦！抗日战争！伟大的神圣的抗日战争！我一天都不能再停留下去！我要立刻投身到战火里去！”

　　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学生也络绎不绝地踏上了归途。抗战前夕，中国留学欧美学生总数约4000人，抗战爆发1年内回国者近2000人。

　　这些留学生很少考虑个人前途，唯一的念头是为祖国的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或出国未久，或学业未竟，均毅然中断宝贵的留学机会，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还有一些老留学生，已在国外成家立业，也不惜丢下事业和安逸的生活，别妇抛雏，回归祖国。

　　1931年底，负笈巴黎的女留学生郝郁文“当时一心想成名成家，为中国女辈争口气”。抗战爆发时，她正在加紧准备应考博士学位。面对个人前途与民族前途的抉择，她毅然放弃了前者。她说：“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即使获得博士学位也还是要当亡国奴。当务之急，是为民族的生存而抗日。”

　　正在意大利那波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著名昆虫学家周尧，对挽留他的导师说：“大虫（指日本侵略者）不杀，杀小虫（指植物害虫）何用？”甫抵广州翌日，他就报名参加了广东地方军第187师，脱下洋装，换上戎装，随军开赴河南抗日前线。

　　上海学子舍安宁赴国难

　　1937年8月，最先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组织了上海留日同学抗敌救亡会。他们在成立宣言中称：“亲爱的全国同胞，我们这一群，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当我们脚尖踏上黄浦滩头的时候，我们悲喜交集地欢幸。可回到我们的祖国了，但第一印象，却不禁诧异：市面为什么这样平静？民气为什么松弛……”

　　他们在诧异之余，深感宣传组织民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回国伊始，即组织宣传队、募捐队，担负起灌输民众战时常识和募捐慰劳前线杀敌将士的任务。

　　按说，留学生出国多年，一旦踏上国土，思乡之情尤甚；然而大多数留学生归国后，不是急于同家人团聚，而是奔赴救国第一线。他们在归国宣言中写道：“我们回国并不是贪生怕死，想息影家园，我们的回国是完全为了祖国。我们将踊跃地参加前方或后方的实际救亡工作。”

　　数千名回国留日学生，除少数学业未竟的学生入国内学校续读外，多数参加了战时服务。其中主要从事宣传、教育、研究和技术工作。他们留日日久，熟悉敌情，而且日文娴熟，故在抗日宣传方面一展所长。尤其是抗战初期，创办刊物，发表论文，举办各种讲演、讲座，分析日本侵华原因、战略和策略，介绍日本的政治、经济、军备以至民情，颇为深切。

　　军、工、理、医等专业的留学生在国难期间尤为各方所急需。他们不仅专业功底深，而且有的早在国外留学时已注意研习与战争相关的学科，如军事工程、战时利器、战时医药卫生和战时燃料等。因此回国后，在科研设备和原料奇缺的情况下，仍作出了相当的成绩。

　　募捐方面，救亡会发起了“万条毛巾运动”，在所募毛巾上印“英勇杀敌”4字，送给抗日前线的将士，为抗日杀敌尽一份力。国际沟通方面， 9月14日 ，救亡会发表《告日本文化界书》，号召日本文化界人士采取手段阻止军队暴行，这是留日学生作为特殊文化群体所独具的优势。慰劳方面，获悉平型关大捷后，救亡会立刻向朱德、彭德怀等致电祝捷并汇款百元。救护方面，“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救亡会与其他救亡组织一起组成战时服务团，前往前线进行战地服务、救护伤员。此外，救亡会还组织过战时救亡工作讨论会，请来邹韬奋、章乃器、钱亦石等人演讲。

　　抗日救亡引技术传文明

　　归国之前，许多学子即认识到纯学术对于救国的用途微乎甚微，于是他们注意研习与战争相关的学科，如燃料、医药、军工生产等。回国后，他们在国内艰苦的条件下，结合军事需求展开研究，为军队提供先进军事设备。

　　在距巴黎1000多公里的柏林，经过两年深造，刚刚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和特准工程师称号的龚祖同，本应留校继续攻读工程博士学位，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他顾不上答辩，匆忙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光学工厂，1938年成功试制出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经大批生产后用于前线。

　　“国难当头，一切为了打击敌人。”1937年底，刚刚从哈佛大学完成学业的蔡金涛，丢下联邦电话公司的实习工作，几经周折回到祖国，在李四光所领导的桂林科学试验馆进行报话培训，向抗日前线输送了数百名机务员、报务员，并研制了无线电收发报设备。

　　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读了一篇名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后，激动地大赞此文“能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乔冠华。抗战爆发后，还在德国留学的乔冠华提前提交了博士论文，顾不得是否通过，便登上了返回香港的“霞飞”号邮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从德国回国的赵宗燠，为了解决战时汽油奇缺的问题，在北碚宝元煤矿坑口进行试验，设计建设合成石油代用品新型工业；留学英国的张昌绍回国后，及时介绍了国外在细菌化疗方面的新进展，对当时中国医药界可谓雪中送炭。

　　另一些留学生则将技术与实业相结合，投身民族工业助力抗战。在欧洲游学的方心芳回到祖国后，依靠一台显微镜及每月15元的生活费和实验费，研发出糖蜜生产工业酒精的技术和工业生产酸的完整方法，1940年在四川筹建了我国第一个酸工厂。

　　中国爆破工程学创始人李温平曾留学美国，1941年，他调赴滇缅公路局，参加滇缅公路沥青路面的铺设工程。当时，工程队缺乏专业的铺路设备，在李温平的带领下，工人们以人工铺路的方式，将沥青撒在路面上，使其更趋平整以利于通车。当年共有13万多吨军用物资由这里运向抗日前方，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应。

    教育立人弦歌不绝

　　回国留学生进入教育界者也不少。抗战突发，国内大部分高校从沿海内迁西南。因交通工具非常缺乏，平沪各地的大学教授许多没有能够迁去，尤其年岁已高，或儿女成群的，更不能作战时千里转徙流离之计。在这种情况下，归国留学生正好弥补空缺，甚至有所壮大，从而充实了国难期间的高校师资队伍，使战时中国教育在大后方弦歌不绝。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全校5个院的院长均为留美博士，26个系的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以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均有留美经历。数学系的12名教授中，新从国外留学、讲学归来的至少可以举出三人：陈省身、华罗庚、许宝禄。他们归国的时间分别为1937年8月，1938年和1940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中，王竹溪、霍秉权、张文裕是1938年由英回国，马仕骏是1941年初由英回国。杨振宁、李政道等世界著名科学家当年均出自他们的门下。

　　归国留学生中，除大部分往大后方外，也有不少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副院长(后任院长)便是新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有机化工博士陈康白；教育处长屈伯川也是一位留德博士；总务处长杨作材则是留日归国学生。

　　到延安的归国留学生中，还有现代作家和诗人柯仲平、田间、高长虹、雷加、藏文远，著名版画家刘岘，女剧作家颜一烟，经济学家丁日初等。当然，这些归国留学生成为“某某家”，是其回国以后长期努力的结果，但也说明这批留学生不仅在国难期间贡献非凡，其影响甚至波及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艰难处境难阻爱国情怀

　　抗战爆发后，一方面在海外的留学生纷纷归国，另一方面出国留学人数锐减。

　　1936年出国留学人数为1000余人；抗战军兴后，陡然降至366人；1938年又降至92人；到1941年，仅有57人出国留学。其后虽有所回升，但与战前相比，相距甚大。1945年抗战胜利，仅8人出国。抗战八年中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尚不及战前一年。

　　其原因固然由于国民党政府战时限制出国留学，但国难期间，青年学子不忍离开祖国乃为主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见国际局势好转，同时因生产部门的扩张和战时人才的不景气，专门人才开始供不应求，因此放松留学政策，若在平时，这无疑是学子的喜讯。然而国难当头，许多青年虽具留学资格，却不愿出国。他们认为，一个爱国青年应该牺牲自己的私愿，为祖国的抗战贡献自己的微力。

　　抗战期间，除少数战时出国学生外，尚有一部分战前出国的学生滞留未归。据1938年5月国民党教育部统计，在国外的公自费生尚有2500人。其中美国约1000人。法德英比等国共约1500人。

　　这些滞留未归者中，虽情况各异，但祖国的危难同样地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抗战开始后不久，不少学生经济来源中断，有的靠借贷和奖学金维持，有的辍学进入工厂做工。欧战开始后，英法两国或国土沦丧，或炮火连天；许多高等学府或陷或毁，或停或迁。其本国学生大都奔赴前方，中国留学生则被迫四处流浪，有的甚至流浪到北欧一带谋生，其状甚惨。留德学生则处于法西斯的魔爪下，有的被抓进监狱，大部分在德国工厂做工维持生活，直至战后才由国民党政府接运回国。

　　留美学生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尚多少得到国内的一点接济，藉以艰难度日。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国际汇兑困难，留美学生因经济来源完全中断而忧虑万分。后得到美国政府的一些救济，方缓解部分学生的燃眉之急。

　　抗战期间滞留海外的留学生的艰难处境，令人感到祖国的强弱兴衰，不仅影响着海外赤子的荣誉地位，甚至直接涉及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即使少数想逃避现实的学生也难以幸免。诚如归国留学生所称：“吾侪且无国，安得有身？复安得有学？”

　　由此可见，对于近代中国留学生而言，由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和中西文化的差异，留学生负笈海外，形成一种独特的心态。先进的文化同时又是侵略者的文化，既要学习又要反抗，“师夷”又要“制夷”，使近代中国留学生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炎黄子孙的民族尊严感与弱国孑民的屈辱感，始终交集着近代中国留学生的心。可以说，“屈辱”是近代留学生为中国历史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正由于付出了屈辱的代价，其民族情感更执著，历史使命感更强烈。

　　如今，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时代，中国留学生的境遇远远好过当日。然而我们不应忘却先辈们为国家兴亡献出的血泪，我们应当在致敬中反思：今天的我们，能为祖国做些什么？

　　（本文参考《神州学人》2015年第9期廖垠雪《留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