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美国创新似乎必先谈硅谷。硅谷的形成历经数十年的产业积淀，绝非国内某些城市追求在数年内速成。国内学硅谷是从硅谷的90年代开始学起的，而不是从硅谷的4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学起。因此我们出现了过剩的资本供给、过剩的财政补贴、过剩的办公载体、过剩的政府服务……却依然无法打造出我们自己的硅谷。如果用一个通俗的比喻，那就是我们一直在松土、施肥、灌水，试图改良我们的土壤，在肥沃的土壤条件之上还建设了温度、湿度、光照都非常适宜的暖棚，但是发现还是没有长出茁壮的幼苗。那是因为，我们的土壤里面没有“种子”。再肥沃的土壤、再先进的暖棚能够培育出幼苗吗？更不用讨论什么参天大树了。

　　我们探讨美国科技创新问题，必须首先建立3个基本认识：基础研究对国家投入的依赖、技术研究对企业主体的依赖和融资渠道对资本市场的依赖。

　　基础研究对国家投入的依赖

　　一是直接资助。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对微电子和半导体器件、电脑的硬件和软件、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所有组成部分的发展都给予了直接资助。二是政府采购。在上世纪，国防部通过对“赛奇”（SAGE）防空电脑网络的采购，带领IBM 进行了新的计算领域，无疑加快了相关技术的发展，IBM也因此作为“软件大学”奠定了美国国内软件行业发展的基础。三是统一标准。即使当半导体设备与计算机的商业需求开始超过军队的需求时，国防部仍将其对信息技术的创新投资扩展到通讯领域，为了完成在信息技术上开放标准的承诺，国防部发起了TCP / IP的协议，为互联网的开放式架构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很多人认为美国研发经费70%左右由企业支出，这一说法其实忽视了美国研发投入的总体规模。2010年之后，美国年均研发投入达到4000亿美元以上。即使美国财政资金投入占比只有30%左右，但是它的绝对值依然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中国全部研发投入的规模。当然所谓国家投入还有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又同国家税收、财政体制联系在一起。就美国而言，联邦政府是基础研究投入的绝对主力，州政府以及类似于芝加哥这样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有一定的投入，但是所占比例并不高。就中国而言，省级政府占有的税收收入以及土地出让、国资企业等其它收入来源应该说比美国的州政府更有条件参与某些行业、特定领域的基础研发投入。尤其是上海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长远投资重点当中理应包括投资建设一批基础研究项目。

　　技术研究对企业主体的依赖

　　美国一家跨国公司研发投入几乎相当于中国一个行业的研发投入。2010年，在世界研发投入前10强企业中，美国就有5家，前10名中这5家美国企业研发投入的总和超过了405亿美元，接近当年中国企业全部研发投入的近二分之一。截至2011年底，美国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累计拥有发明专利283.705万件，远远超过第二名日本的85.232万件。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应该把更多的钱直接大面积地补助给企业，政府可以超脱一点。事实上，我们还得往前研究美国的历史。“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并购和企业重组加速了工业研究的增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美国钢铁公司和杜邦公司这样的公司里都是如此”。领先的研究实验室能负担起对上游的基础科学的投资，这些基础科学或许会带来重大商业利益的技术创新。在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内，为了自身利益，科学也可以被纵容和不断追求。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目前这种量级、能级，能够站在全球竞争的平台上代表国家承担研发任务的企业还太少了。不是我们不想把研发任务交给企业，而是我们即使大量资金交付企业，企业依然难以完成任务。甚至出现财政资助的研发资金被挪用，当然也有张维迎教授所担心的政府官员操作中的廉政问题、负面激励问题，甚至出现吴敬琏教授所担心的破坏竞争环境和市场结构问题。

　　融资渠道对资本市场的依赖

　　首先，金融泡沫已经成为在基础性、充满不确定性领域大规模筹集资本的工具。泡沫本身不是问题，投机本身也不是问题。关键要看投机的标的是什么？由于投机标的不同，这些泡沫在两个国家产生的长期后果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现在房产市场的这种炒作是对金融市场的涸泽而渔，而且完全破坏了金融市场体系，使我们的信用市场只有唯一的抵押物，那就是固定资产。甚至这种资产偏见竟然传递到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为了让财务报表显得稳健、可以信赖，他们也会在上市申报之前突击购入固定资产。疯狂对信用体系造成影响，导致巨大的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实体经济萎缩。这是我们实体经济真正缺少资金的原因，这种现状要改变绝对不是依靠所谓的、非常局部的中小企业信贷政策创新可以改变的。

　　目前我们政策实践中的做法是，“综合运用财政拨款、基金、贴息、担保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金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推动创业风险投资事业发展，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力度”。在几年之后我们会发现资金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的产业泡沫，而没有培育出几个真正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因此还需要去建构一个真正市场运作较为健全的资本市场。虽然美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是在竞争中逐渐固化形成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沿着别人的路去走一遍，应该在借鉴基础上有所超越。

　　最新实践：美国“再工业化”

　　美国试图再次复制信息产业的成功经验，在其“再工业化”战略中淋漓尽致体现。2011年，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向奥巴马提交了《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的报告。2012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建立“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简称NNMI），旨在通过组建重点领域的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简称IMIs），充分调动和利用工业界、学术界和政府的现有资源，加强技术、工艺、材料、产品的研发和投资合作，进而推动制造业创新及产业化，谋求制造业的强势回归。2013年1月，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高端制造业国家项目办公室联合发布《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一个初步设计》（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A Preliminary Design），在明确“完善美国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同时，确立“建设制造业不同细分领域的专业创新研究中心”。2014年美国财政预算提议给予NNMI项目的联邦支持资金为10亿美元，用于建设15个IMIs。此后，奥巴马政府又提出了10年内创建45个IMIs，其中2016年美国财政预算确定一次性投入19.3亿美元，用于未来成立的29个IMIs。

　　在芝加哥学习期间，我曾经去其中一个创新中心“数字制造与设计创新机构”（Digital Manufacturing and Design Innovation Institute）实地考察学习。在考察和研究后，我认为美国创新网络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充分体现政府对研发的投入。以增材创新中心为例，采用联邦与私营部门比例为1：1的资助方案。美国国防部、能源部与商务部联合投资3000万美元，用于资助增材制造设备与研究活动，国家科学基金会单独投资500万美元，用于资助增材制造基础研究与劳动力发展活动，美国国防部单独投资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增材制造技术规模化生产。其余4500万美元由企业、学校和非营利性组织组成的联盟私营联合投资4500万美元。

　　第二、财政资金聚焦于部分行业。美国创新计划明确要求每个IMIs都要聚焦一个前沿制造技术领域，根据申报的技术重点是否满足国家需求进行遴选。比如：增材制造技术研究中心确定了三项技术主题，包括打印材料特性和效能的研究、资格鉴定和认证测试以及加工能力和过程控制，并以此作为第一批和第二批合作项目征集的依据。与会成员和技术咨询委员会共同确定并发布了新版增材制造应用研究与开发项目指南，重点关注增材制造设计、增材制造材料、增材制造工艺、增材制造价值链、增材制造基因组等5个重点领域。

　　第三、努力构建创新共享机制。NNMI极其重视协同创新，组建IMIs的一个考虑重点就是要避免重复，发挥协同创新的作用，强调参与成员间不能仅是竞争关系，更应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分享资源、技术、生产设备、教育培训以及知识产权，从而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合作模式。中心设立数据库详细说明每个成员单位特殊能力，称为“能力数据库”，该数据库只有其注册会员才能够查询和使用。会员不仅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更为便利地找到自己有意向的合作伙伴，而且可以通过数据库查询需要使用的技术，甚至通过这个平台获得技术合作的商业订单。

　　第四、注重扩散技术革新的外溢。2015年3月，美国商务部国家标准技术中心（NIST）的先进制造国家项目办公室（AMNPO）知识产权工作小组公布了《国家制造创新网络知识产权指导原则》，指出“知识产权不应作为制造业创新的收入来源，而应视为向会员传递价值的必要手段”，其中规定：“政府有权通过联邦资助的研究和开发奖励促进知识产权的发展；制造创新机构能够获得免版税的、非排他性的研发许可证，并可向第三方转让商业许可证；建立会员及非会员分层版权费；评估标准要强调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

　　上海科创中心的财政投入

　　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呈现革命性突破先兆。脑科学、量子计算、材料基因组等前沿科技领域展现重大应用前景，信息网络、生物科技、清洁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技术领域交叉融合。当今时代，给了中国极好的机会。中国科研经费投入自2012年首次突破一万亿之后依然保持较高速度增长，目前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左右，虽然与美国3%的水平我们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已经超过1.6%的世界平均水平。如果再考虑我们位居世界第二的GDP总量，我们已经有一定的条件做一些基础科学的前瞻研究，实施一批带动性强的科研项目。

　　结合《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以下几方面值得思考：

　　1、《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R&D）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到4.0%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R&D经费支出比例达到10%左右”，这个投入强度太低，建议提升到6-8%。以上海“十三五”期间2.5万亿来年平均值来测算，我们年均科研投入150亿美元，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大约是15亿美元，仅相当于2-3家中等跨国公司全年研发投入的水平。而且《规划》中我们提出要聚焦20个重点领域，那将使我们财政投入规模更加显得杯水车薪。

　　2、《规划》提出“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围绕未来通信、未来诊疗、未来人工智能和极端制造等必争的国际前沿领域，集聚优势，加快原始创新突破，培育若干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领跑者’和未来产业变革核心技术的‘贡献者’”，其中具体表述的就有20个领域。这些领域确实是目前各个国家、各大企业趋之如骛的热点，但是以我们有限的资金投入和技术积累是不可能在如此广泛的领域取得成功的，因此必须聚焦、再聚焦，集中到上海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4-5个领域。

　　3、《规划》提出“优化整合科技创新财政投入体系，优化财政科技资金投入方式”，但是资金整合的范围仅仅是加强“财政科技专项”各类资金管理，而我们财政面向企业支出中真正占比较大的是同税收挂钩的优惠政策。2014年，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后来虽然暂缓执行，但是实际已经体现了国家政策的长远考虑。上海应该在“62”号、“25”号文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规范、优化面向企业财政资金支持政策体系，真正把财政资金用于“促转型”上，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作者：我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静安区临汾路街道党工委书记）